一
我不是经济学者,更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存眷国有企业鼎新,存眷宏观经济与社会成长,并勇于说真话、敢于说实话的经济学人。因为上大学时学的是财经专业,曾经当过公事员,又在机构鼎新中到行业协会工作,碰到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才算进入了非营利组织应用研究范畴;又因为在原贸易部、国内商业部等当局机构中担任响应职务并从事商办工业和消费品畅通办理工作,对工业企业运作有所领会,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鼎新过程领会较多,所以又起头研究国内企业鼎新中存在的问题,并从研究国有企业鼎新入手,起头涉猎收入分派鼎新、产权轨制鼎新和房产税鼎新等宏观经济问题。
因为我既有当局部分工作的经验教训,也有对行业协会等非营利组织的工作实践,在工作中和企业家接触较多,并要在为企业办事的过程中为本单元的工作人员获取必需的收入,所以,我一向认为我看问题的视角仍是比力**的。在我有限的研究工作中,力图做到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要做到这一点,切实不易。不仅要不竭地进修,充分各类常识,并且要长于察看和当真思虑,才能形成理性建议,以供当局部分决议计划和国度鼎新参考,还在必然水平上起到普及常识、激发思虑之感化。
我深知本身的经济学根本与经济学家们有较大差距。他们都是把握了大量的经济学根本常识后,应用到研究中,从而提出理论以指导实践。而我是在实际糊口中和工作中碰到经济学问题需要说明有关道理的时辰,再用我的概念到经济学常识中追求根基道理,加以印证和对照,并经由过程彼此促进提出较有说服力的概念。所以,我只是定位于在经济学范畴不竭进修和攀缘的人。
二
本书是我对中国当前国有企业鼎新问题的集中思虑。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思虑并非一起头就有完整的纲要或蓝图,而是陪伴我近十年来工作与实践的堆集,履历了一个从自觉到自发,不竭丰硕、逐渐系统化的过程。这大要和我们国度三十多年来所进行的鼎新开放伟大实践,在演化特征上有着某种水平的相似之处。
作为中国鼎新开放的主要内容之一,国企鼎新既是国度经济体系体例鼎新的一个关头环节,也与国度**体系体例鼎新紧密亲密联系关系。对于此项鼎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也有很多分歧的概念,不乏真理的*花和激烈的碰撞。中国曩昔国有企业鼎新的实践应该说取得了必然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容轻忽的问题,尤其是理论上的摸索远远不敷,而指导国有企业鼎新的现有理论系统又不克不及自圆其说。是以,不免呈现执行中的误差和失误,甚至会给中国经济和社会成长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中国当前国有企业鼎新,无论从理论仍是从实际来讲,存在易被社会**混合的两类问题,一类属于价值层面,一类属于操作层面。前者界定国企鼎新应该改什么,或者说,什么是国企鼎新的“准确的事”;后者明白国企鼎新怎么改,或者说,国企鼎新若何“准确地做”(若何才能“做对”)。二者连系起来,才是国企鼎新的题中要义——若何“把准确的事做对”。
国企鼎新应该改什么?在我看来,其价值层面*要涉及分派问题、思绪问题、垄断问题、效率问题和体系体例问题等,亟需当真研究解决,有需要纳入“顶层设计”系统。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国企鼎新很关头,对国度经济体系体例鼎新和**体系体例鼎新也具有主要意义。
关于分派问题。当前对垄断大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的市场化鼎新导致了严重的分派不公,并且这一问题越积越大,深为泛博公众诟病,已成为影响社会成长的重大问题。垄断国有企业办理人员与国度公事员在薪酬分派上的庞大差距,造成了严重的互相攀比和部门公事人员的心理失衡,助长了败北,毒化了社会风气。一些**学者固然提出了国有企业经营者实施年薪制、经营者持股和司理期权等主张,但在实践中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起不到激励感化,反而发生了良多负面影响。
所以,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分派轨制鼎新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对峙国有企业关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鼎新方针,力争在关头范畴有所冲破;二是不克不及盲目地把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与国外企业相类比;三是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应该实施一套合适中国近况的分派办理轨制,即实施公事员办理或者“准公事员”办理。
关于思绪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熟悉到,在经由过程“抓大放小”计谋,国企鼎新取得阶段性成就今后,鼎新的动力有所削弱,鼎新的标的目的似乎与扶植周全小康社会的伟大方针发生偏离,甚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协调成长。国企鼎新的根基思绪和做法在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的缺陷越来越较着。良多简单问题被复杂化了,一些具体问题又被抽象化了,理论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并且越来越教条化了。
所以我认为,垄断和公益性国有企业不克不及“股份化”,企业办理应实施“准公事”办理。在具体鼎新思绪上出格需要注重以下三点:一是凡涉及资本垄断、行政垄断、国度平安、军工和具有公用性质的国企一律应实施单一的“国有体系体例”;在上述范畴已经实施股份化的国企应分期分批回购,回归国有体系体例;从而确立一套严酷科学的国企办理模式和架构。二是在竞争性范畴的国企应慢慢退出,让位于民营企业。三是国企实施严酷的“准公事员办理”。从带领层到员工,均应参照国度公事员的办理模式实施严酷的“准公事员办理”,实施“行政级别制”和“专业人员职务聘用制”等。按照这个思绪,把垄断性、公益性国有企业与竞争性国有企业分隔,然后再去研究和摆设具体的鼎新办法和法子,这才叫准确干事。
关于垄断问题。我对峙认为,国有垄断企业不宜成立“现代企业轨制”和“现代产权轨制”。因为“现代企业轨制”的焦点是企业实施“股份制”。“股份制”企业的特点有二,一是产权了了且要落实到天然人,而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是全体人民的,无法落实到每个天然人;二是企业资产可以互换、让渡和出售,而国有垄断企业的资产不克不及互换、让渡和出售。“现代产权轨制”的焦点是在产权了了的根本上实现企业资产的可互换、让渡和出售。而国有垄断企业的产权十分明白,即全民所有或国度所有,同样不具备如许的根本和前提,也没有需要去如许做。当然,竞争性范畴的国有企业是应该鼓动勉励如许鼎新的。而在垄断性和公益性国有企业鼎新中可以搞民营企业的进入试点。试验成功后可**,不成功就遏制。此刻存在的*大问题是不许可民营企业搞试点,而过早地引入了外资或外企。
是以,我们的研究**,起*要准确区分垄断范畴的国有企业和竞争范畴的国有企业,然后分类研究国有企业其他方面的鼎新。我认为国有垄断企业和公益性国有企业只有实施单一的国有体系体例,才能完成全体人民付与国度的重托。今朝在国有垄断企业实施单一的国有体系体例即使不是*优选择,也应该是*准确的选择。同时,我认为这种鼎新思绪对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业的鼎新也有借鉴意义。
关于效率问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效率孰高孰低,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因为看问题的“角度”分歧,得出的结论亦分歧。国资办理部分往往引用绝对效益和同比增加率,但这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要的是“政绩”,而非“现实效率”。
我举两个例子:从2009年和2010年的中心企业公开披露的经营环境看,资产利润率只有2.83%和3.49%,比存银行的利钱还低良多。别的按照2009年中国企业500强统计公开披露的信息看,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1.5%,而民营企业的资产利润率为3%以上,相差100%。
从这两组数字看,完全可以引起我们对国有企业鼎新路径和思绪的反思,即应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临国有企业鼎新思绪进行校正。
关于体系体例问题。从今朝国有企业鼎新的近况和久远方针出发,仍是要把**放在体系体例鼎新上。我认为若是再不厘清国企鼎新的思绪,对国企体系体例鼎新进行校正,将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成长造成难以愈合的创伤,并影响到诸如当局本能机能改变等其他方面的深条理鼎新,甚至影响到安靖连合、落实科学成长观和成立协调社会的*终方针。
当前,要使国有企业鼎新走上准确的道路,就必需要明白“国有企业鼎新”与“国有企业办理体系体例鼎新”是两个完全分歧的概念。若是概念发生混合,必然会像“瞽者摸象”,把“局部”当全数,从而无法精确“定位”,也就不免得出“背道而驰”的结论,*终贻误鼎新的大计。至于学界热议的“国进民退”仍是“国退民进”的问题,我认为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会持久存在,并以各类手段和形式呈现。因为这一问题自己属于“伪问题”,不会得出准确结论,所以我们仍是不要纠结于概念之争,而应该透过现象看素质,研究现象背后的问题本色。
三
厘清了中国当前国有企业鼎新的上述根基问题,也就从价值层面界定了什么是国企鼎新的“准确的事”。接下来,因循“由道而术”的研究进路,进一步考虑国企鼎新的现实操作思绪,明白国企鼎新应该若何“准确地做”(若何才能“做对”)。
国企鼎新事实怎么改?这个问题属于若何“把准确的事做对”的操作层面。对此,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与思虑。在我看来,今朝在国企鼎新中,必需敢于面临和正视如下不容回避的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分类办理。从宏观办理的角度出发,对公益性国有企业、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范畴的国有企业别离看待,拟定分歧的成长计谋和方针政策。起*要明白公益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国有企业*要存在以下范畴和行业:地盘、口岸、石油、煤炭、电力和地质矿产行业等天然资本行业;军用航空、航天业和刀兵制造业等军工行业;根本科学研究院(所)和部门国有大专院校等;电视台、广播电台和部门出书社、报社、杂志社、互联网传媒财产等文化传媒财产;供水、供气、供电和邮政等公用事业行业;铁路、公路、机场和航运、海运等公共举措措施行业;承担国计民生主要商品储蓄和主要计谋物资储蓄的畅通财产;政策性金融办事业;公益性国有病院;与上述行业或财产相关的部门企业等。
除此之外,则应明白国有企业要分阶段、分期、分批退出竞争性范畴。在分类办理上,要明白两个概念:一是对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问题,要先试点、后实践、再**,此中,对外资企业进入垄断行业也要与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二是对国有企业今朝在竞争范畴的经营环境要具体阐发,有的放矢,制订慢慢退出的时候表。不克不及因为今朝部门国有企业在竞争性范畴还有利润就安枕无忧。谨防一旦经济形势发生转变,重蹈“国企脱困”的覆辙。
二是同一出资。企业从出资人的角度出发,凡属于国有或国有控股的资产出资人只能是一家。今朝,在我国国有企业出资人不克不及落实到天然人的环境下,以中心企业为例,国务院国有资产办理委员会是独一的出资人(全国人民)的代办署理人,即用通俗的话讲,实施“大国资同一办理”。
可是,今朝国资委办理的中心企业仅包罗120家大型企业。没有实施大国资同一监管的企业还有三大类。一是金融证券业的国有企业,如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等;二是分离在国度各个部委的直属企业,如铁道部、交通运输部等部分企业;三是经由过程事业单元鼎新包罗文化传媒财产鼎新形成的文化国企等。其资产归属尚未明白,包罗文化传媒财产范畴市场准入方面的无形资产,都应该明白其评估法子和出资体例。对此,中共中心和国务院应委托“国资委”或“发改委”提出响应的鼎新方案。也应该鼓动勉励和撑持**、学者配合研究切磋,甚至开展全民大会商。对今朝一部门省市实施的“国资同一办理”模式试点应予撑持。
三是行业监管。按照成立中国市场经济办理体系体例要求,按照当局部分的办理本能机能,国有企业要别离接管行业办理(行政监管)和营业指导。
起*,要明白国有企业虽是“特别企业”,但不克不及搞特别化。要遵循“企业法”和“公司法”的要求去挂号、注册,履行法界说务。凡是要求其他企业做到的,国有企业都不克不及搞破例。其次,国有企业负有主要的社会责任和公共任务。尤其是公益性和垄断性国有企业,更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至于文化国企,按照今朝中国的**体系体例、经济体系体例和法令(包罗宪法)划定,营业指导与监管单元不仅有当局本能机能部分,还有在朝党的本能机能办理部分。这是国企鼎新面对的新课题,也是行业监管需要从头定位的问题。
四是阶段推进。国有企业鼎新从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有进有退”的计谋方针,到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主持的“抓大放小”鼎新,再到今朝的继续鼎新,每个阶段应按照分歧环境,脚踏实地地提出和执行分歧鼎新方针和政策。
应该说,到今朝为止,国有企业鼎新进入了一新的成长阶段,面对一系列新环境和新问题。尤其是对一些敏感问题的切磋息争决,确实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深水区”。对于国企鼎新的决议计划者来说,采纳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和方式确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虞。而前人之镜,可为后人之鉴,但“前人”不成能取代“后人”审时度势,进行决议计划,则是浅近大白的事理。国有企业的决议计划者尤其需要按照“天时、地利、人和”做好现阶段的顶层设计。
五是产权到民。国有企业鼎新的*终方针,是要让国有资产和其缔造的价值可以或许真正落实到全国人民。不容讳言,今朝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陈志武、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和学者提出了相当有见识、有程度的概念,当然也有分歧的思惟和谈吐。本人虽对此概念果断撑持,但认为对此大可不必以进退为界、以摆布标签、以黑白分野,而应该许可讲话、许可会商、许可质疑、许可提出更好的看法。只有经由过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理才能越辩越明,越能为国企鼎新的决议计划者起到警示和参考感化。
四
国企鼎新研究是对中国鼎新不成回避的重大问题进行的研究,应秉持自力、客观和理性,切忌颁发诸如“打垮垄断国企”和“国企盈利分派是伪问题”等情感化谈吐和未经深图远虑的概念。至少从今朝国有企业存在和经营的近况看,垄断性国企尤其是公益性国企仍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应该上缴盈利的。这也是国企鼎新阶段推进绕不开的议题。我们必然要极力避免制造匹敌氛围和报酬制造矛盾,以免“欲速则不达”。
并且,我认为,文章在精不在多,概念要有一致性。对于深图远虑的概念和思惟,必然要经由过程分歧渠道、分歧手段和分歧的方式设法予以传布。
有的利国利民的事例和其代表的概念要频频不竭地讲述,说明其内涵的逻辑和事理。不克不及因为于己无关,不克不及因为一时难以起到感化就悲观丧气。对于公允与公道之思虑,此乃平生孜孜追求之方针。为此,可以舍弃很多无用的懊恼和旁思。
我甚至认为,所谓的研究都是报酬的。固然,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和阐释必然是八门五花的,但不乏配合的理念和事理,经由过程求同存异必然会使真理愈辩愈明。所以,我们搞研究必然要自力客观,不受报酬干扰,不为意识形态所囿。唯有研究过程严谨、深思、理性,才能使研究成果比力精确,有的放矢,方能使拟定政策的人选择采用;但供采用不是独一目标,而概念的准确和汗青感是独一的。若是研究唯权力极力模仿,只为解读政府政策,甚至对较着错误的政策曲为掩讳的“官学”研究成果,则越少越好。那种既华侈纳税人的财帛,又贻误良性鼎新的研究应该休矣。为被采用而迎合权力的设法和做法不成取,但手段的运用可有必然的矫捷性。
我相信,我的尽力必然会有回报。不只是对本身,还有社会和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