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汉奸”文学:既有时代性也有公共性

2014-07-31来源 : 互联网

魏朝勇教授演讲“从《野玫瑰》和《色戒》看**往事”。南都记者徐文阁摄

嘉宾简历

魏朝勇,文学、哲学双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入选***“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主要从事古希腊罗马文学、**哲学研究,西方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位比较文学博士

一个带有学术性的风月话题,如何成为公共性的话题?对我来讲是一次尝试。其实我今天的**不在《色戒》,**在前面的《野玫瑰》,把这两个放在一起看有很多的话题,值得我们去讨论。

进入我们具体的文本话题的分析。*先讨论陈铨的《野玫瑰》,对我们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学生来说,这个名字都是很陌生的,几乎是被历史遮蔽了的一个了不起的知识人,他在德国拿的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历史上**位比较文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文学研究,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他在思想史或者说文学史上,留下印记的*主要的活动是什么?就是在西南**的时候和人创办了一个刊物叫《战国策》,所以现在思想史把他们这些人叫做战国策派,不仅仅从事文学文化的研究,而且还有**方面的主张。这些学者有搞历史、搞文学、哲学的,主要是人文知识分子。这个刊物显然是指咱们古代的典籍《战国策》,关键是认为那时候中国处于新战国时代,什么意思?因为上个世纪40年代正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我们认清中国处于一个新的战国时代,而且我们又受到日本的侵略,所以国家必须有强烈的意志,要不然中华民族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发表了很多的文章,主要是学术方面的文章,也有思想性的议论、宣扬,主要强调的是国家意志的问题。对于陈铨来讲,更多的是尼采的哲学,这刊物办的时间很短,才1年多时间就停刊了。

个体自由、爱欲和民族救亡理念

《野玫瑰》创作于1941年,这部剧*先是拍成话剧上演,在昆明,在桂林、重庆,非常轰动,而且后来参加了当时的国民**的戏剧比赛拿了大奖。剧情其实比较简单,重要的是我们要回到剧本中,看到人物的情感以及思想的一些纠葛,我们通过一些细节的场景来分析这个问题。

*先我们看夏艳华和王立民,他们俩结合,是在一个什么基础上达成的?就是有没有感情?夏艳华说我只有找丈夫的意志,但是没有找丈夫的感情。这话说得很有意思,陈铨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个哲学素养很深的人,这话带有一些哲学的味道,有找丈夫的意志,没有感情,他说王立民认为婚姻不过就是一个生意,好了,她也不想要感情,他也想要女人,但是不要有感情,这样他们俩有共同的三观了,是吧?王立民后来讲,夏艳华说现在需要找一位丈夫,他需要一个妻子,我们不能发生爱情,他说不要爱情,一个不能发生感情,一个不要爱情,然后就合作。当然这个在逻辑上来讲就有一点问题,这好像是双方对对方都有很现实的要求。但是在整个剧中没有看到,比如按理来说50岁的老头子不想和女人有感情,是想要她的身体和美貌,但是王立民对夏艳华的身体也没有什么感情,夏艳华前面说王立民是有钱有势的,但是夏艳华对这个老头子的钱和势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不要有感情,也没有具体的物质合作的指向,这个合作就比较好玩了。当然了,我们把这部戏看完,就可以看清楚,双方有一个理念的需要或者说抗争。

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结合是没有感情基础的,而且爱欲的指向,也不是一个指向身体,一个指向权、势或者是金钱。然后在这部剧*后结束的时候,王立民死之前,夏艳华告诉他,他才是她真正的敌人。也就是说夏艳华在那个时候已经背负了一种理念,什么理念?为了民族、国家,还有一个*厉害的,就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她就去做间谍,要除掉王立民,就是背负了这种理念去进行一场没有感情,不需要爱情的婚姻游戏。

父女辩驳与权力自由的逻辑悖谬

如何认识王立民呢?我们来看看王立民与他女儿的一场对话,这场对话是发生在第二幕,曼丽觉得她父亲生活太累了,劝他不要那样了,让他改变一下方式。特别是王立民跟曼丽说了一件事:爸爸得了一场怪病,发作以后非常痛苦,那个时候你就把一片毒药喂给我吃,让我立刻死掉,希望他女儿到那个时候来做这个事。曼丽听了以后就哭了,她不干,不忍心。他父亲怎么说?什么叫不忍心呢?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必须争取支配的权力,一旦生命没有权力就死掉了。

这样一种权力的观念,如果是从哲学角度来讲,当然你会说是王立民曲解了尼采,因为陈铨很多的哲学思想受尼采的影响很大,就是说这个人对权力的看待是什么样的?生命必须有权力,没有权力生命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一种非常原始、非常朴素的伦理观点。在中国古代的伦理里面,这种明显表达不多见,在西方这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古希腊这么一个哲学家叫亚里士多德,他有一本书叫《**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叫什么?男人的美德就是统*,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女人的美德就是服从,就是说西方古典思想,男人的美德就是统*,统*就是权力的支配,这是一个人性的基础上的一种表达,所以王立民喜欢权力。曼丽就说,说你把官职辞掉,这样你就自由了,你不是也喜欢自由吗?然后王立民说**比我生命还重要,怎么可能抛弃**呢?曼丽说你的**是不择手段的,王立民就说**本身就是不择手段的。曼丽则认为至少民族国家不应该背叛,不应该当汉奸。王立民怎么回应?他说国家是抽象的,个人是具体的,假如国家压迫个人自由,个人不是也会背叛国家吗?然后曼丽回应他说,她认为,自由不应该站在个人主义立场上来讲,应该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来讲。因为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就没有自由。总之这父女两个人辩驳,我们可以看到王立民是什么样的理念,*后他女儿说他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者。

这个是剧本主要的情节,几个关键的对话,由此我们看到几个主角的性格彰显是什么样的?当然,你们会说,这是剧本主要表达的意思吗?文学的解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学术领域,在大学里面我们会花很长时间去讲这个问题。这个剧本你要说它主要讲什么,只是讲除奸而已,但是一个文本所蕴含的东西是非常丰富和开放的,我们由这个文本来解读这些问题,就这个剧本的语境而言,王立民刚才已经说了,他要求权力、要求自由,崇尚这种权力意志的哲学,而且为自己的背叛找到一种正当的理由,就是国家压迫个人,个人就没有自由,个人就得背叛国家。可是他成为一个汉奸,他有自由了吗?显然也是没有的,他的权力和自由,都是被支配的,是吧?你不听日本人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你不听日本人的话,你有什么自由?听了话你的自由怎么解释?这是限制自由,或者是被奴役的自由。你臣服了,你的权力怎么解释?一种被臣服限定的权力,是他所希望的权力吗?这个在逻辑上都无法成立。

把人性的书写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王立民与夏艳华两人都没有私人化的爱欲,夏艳华爱抽象的国家和民族,王立民爱抽象的自由。且王立民存在一个悖谬:爱抽象的自由没有问题,但是王立民爱的是他自己,爱自己一定是有一种追求卓越的信念,吃完就睡那不是爱自己,也可以说是无爱的人。而夏艳华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一个美女有这么多这么高的信念在那个特定年代并非不可思议。

而之所以把《色戒》放这儿讨论,其实是想跟这个剧本做一个比较。这两部作品都是“反汉奸”文学,故事的戏码乃是以肉身爱欲为武器,追求民族救亡的正义事业。然而,《野玫瑰》描述了“成功”,《色戒》则描述了“失败”。张爱玲大家很熟悉,就不多介绍了,《色戒》呢?构思于1953年,1978年发表出来了。

王佳芝背负着爱国救亡的重任,为何*终还是陷入了对易先生的爱?我们讲一个“伯里克利式命题”,即让公民成为城邦的热爱者,把国家当做爱人一样。但这其中蕴含一种矛盾,让公民爱国家是一种抽象意义上讲的爱,爱欲是肉身性的,爱国是公共性的,所以爱城邦、爱国从人类思想*原初的意义上就是一个悖论,但是伯里克利意识到爱一个城邦必须像是一个爱自己的私人的爱一样,由此我们来想王佳芝和易先生,就可以想明白了。有没有是与非的绝对答案?绝对答案是没有的,如果有那么容易给出的一个答案,那人类的很多问题太容易解决了,人性的复杂就在这方面。

这就是张爱玲了不起的地方,作品之所以有魅力就在于把人性的书写放在了一个很高的地位,为了民族的解放去展现张力,单纯从文学角度来讲,这样书写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手法、语言都做得非常不错,如果放回到那个时代的背景中,就会有很多的争议。所以这个小说发表出来以后,在台湾就引起了批评。

两部作品当年受到的批评带来很多反思

在这个环节中我们不得不考察一下,这两部作品发表出来之后,在当年受到的一些批评,这些批评也可以从这个文学作品的外部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反思。*先我们还是说一下这个《野玫瑰》。我摘录了三种批评的声音:**种说这是一个反汉奸的剧本,但是对汉奸的思想是一种宽容的态度,因而不过是法西斯主义者自己给自己写的一个悲剧;第二种批评是用男女关系纠缠不清的噱头的情调和糖衣麻醉了观众,而无所顾忌地向观众读者输送同情与宽恕汉奸的毒药,是宽恕汉奸的;第三种说意识上是散播了汉奸理论,戏剧艺术方面是助长了颓废意识的恶劣影响。说实话这个剧本还真看不出来这一点,这个批评所用的词包括定性都是不合理的。

张爱玲这个小说出来以后受到了批判。还有人暗示她为汉奸做辩护,认为张爱玲本身就有汉奸倾向,张爱玲还有一段爱情,就是跟汉奸有关系的,她的前夫就是汉奸;也有人说她是为胡兰成进行辩护的,她写的老易心中想的是胡兰成,说她为汉奸进行辩护;还有一个她本身跟汉奸有没有关联?她在抗战后期,文章都发表在汉奸主编的刊物上面。张爱玲对这些指控是很不高兴的,她认为自己只是想通过这么一个人,来写这么一种不一样的爱情。她是不是有那种意图,就把那些民族主义都给解构掉呢?其实是没有。不过这种小说你读下来,你去分析它,你就会发现,之前的张力太大了。事实有一点是不可以否认的,因为王佳芝爱上老易,*后她崩溃了,刺杀不能完成,也可以说民族主义的这种抗日事业,就这场刺杀而言是失败的。

这两个作家是处在同一个时代的,从文学到**,从**到文学,陈铨的民族主义理想始终如一,张爱玲则没有这样的抱负,或者是素养。而坦率地说,从写作的艺术而言,我认为张爱玲要比陈铨高很多,你可以看到,陈铨他的剧本,他的人物的语言,很干扁,他剧情的安排和情节也没有那么有韵味。而张爱玲的文字、场景的安排,人物心理的活动,注定这部作品会是一部经典,它考虑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会永恒呢?和人性有关的,而陈铨他的问题是时代性的问题,可是就文学,对人性的永恒来讲张爱玲高于陈铨。(本文为嘉宾2014年7月20日演讲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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