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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实践活动。
7月暑假一到，珠海的大学园区里空荡起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学生张嘉琪也有些想回家，但在这之前，刚结束大二学习的她还需要完成一项对她而言极为重要的事———她正在争取成为北师大珠海分校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新生。“立志从事公益事业”的她面临了一个难题：知道时报名已经结束了。
事实上这个专业并不是一个国家认可的大学本科“专业”，而是北师大珠海分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内设的“专业方向”。教育中心由上海宋庆龄基金会联合北京师大珠海分校和基金会中心网三家机构在2012年共同创办，学制两年，生源从北师大珠海分校大三学生中报名选拔产生。
这是中国首个针对本科生的公益慈善类专业教育中心，成立两年后，公益慈善业内也习惯将其称作中国公益“黄埔军校”，31名毕业生也被称作国内的首批“公益黄埔军”。教育中心主任金宝城介绍，成立“公益慈善教育中心”除了想弥补公益慈善行业人才稀缺外，也是希望通过专业人才素养的提升，促使公益行业向专业的职业化管理转变。
在金宝城办公室的外墙上，印着2013年《中国公益慈善行业专业人才现状调查报告》发布的新闻，这份由“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完成的权威报告显示，当前专业募捐人员占所有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比例仅为9.7%，不足总员工数的十分之一，且77.5%的人在岗时间不足3年，甚至有23%的人没有任何该方面从业经历。除了急缺募捐人才，如筹资、技术、财务等人才在基金会中均十分稀缺。
这份报告更加坚定了金宝城培养专业公益慈善人才的信念。两年前首批选拔的31名学生今年6月已经全部毕业，绝大部分选择了公益慈善组织就业。
他们打包行囊，离开珠海，奔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基金会或企业CSR(企业社会责任)部门，汇入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大江大河之中。
毕业遭“抢”
尚未毕业时，基本会成批地要实习生
尽管是周末，颜俊玲仍然在为一个徒步公益活动忙碌，忙碌的工作是公益慈善从业者的“标配”，一遇大型公益活动，“忙碌指数”还要急剧上升。
一年前来到北京，离开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后，颜俊玲顺利入职“中”字头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善行100”公益项目的一员。如今，已经有了5名来自北师大珠海分校的同学成为她的同事了，他们习惯将自己成为珠海“公益班”毕业生。“有公益慈善专业教育背景还是比较受欢迎的。”颜俊玲说。
严格来说，颜俊玲才是真正的北师大珠海分校“公益班”的首批毕业生，去年6月，她和另外5名同学就已经离开公益班出来就业。
这缘于2012年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成立时的特殊情况，2012年5月，新成立的中心开始面向在校生招生，40人的班级规模，只针对大三的招生最终也对大四学生开放。25名大三学生和6名大四学生一同进入这个国内首创的公益慈善管理专业方向。2013年，包括颜俊玲在内的6名大四学生率先毕业，颜俊玲之外，2名同学在授渔基金工作，一名同学在海南成美基金会工作，另外两名同学则在申请澳门科技大学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公益慈善硕士。2014年，余下的25人毕业，意向中14人进入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其余多进入企业的CSR(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还有2名则计划去港澳读研。
金宝城对“公益黄埔一期”毕业生的这份“成绩单”感到满意。鉴于国内公益慈善专业人才的欠缺，“用人单位几乎是过来‘抢’人的”，金宝城说。“抢手”更显现在尚未毕业时，基本会成批地要实习生，“今年有7个学生在中华儿慈会实习，他们觉得人手不够，明年要预定10个。这7个学生想留下的话他们都会重点考虑。”
不论是从人员构成还是行业发展，公益慈善组织确实太需要这样经过专业培训的人才了。在颜俊玲所在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大部分是“半路出家”，未曾接受过公益慈善的专业教育，需要“专业人才”时，多数的选择是到其他基金会去“挖”。
“科班出身”公益班毕业生很快就会表现出与其他专业同龄人的不同之处，每当管理层提出整体发展思路规划或是一些专业的理念、运作方式、专有名词时，别人多是一头雾水，他们则会很快理解。对于设计行业整体发展的会议或培训，他们也会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另外一方面，领导也会对他们寄予更高的希望，颜俊玲一入职时就被要求管理一个小志愿者团队。
占有专业优势的同时，“不过这也导致了刚工作时我们压力会更大”，颜俊玲说，尤其是他们去年6个毕业生，一年的学习很匆忙，“多是理念方面的”，学得太粗，导致具体的工作容易因缺乏经验遇到困难。
公益班来了
许多热衷公益的学生将之视为最大的惊喜和礼物
今年颜俊玲所在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又多了一个自己的同学，实习5个月后，今年从公益班毕业的陈孚也顺利就职，目前负责基金会的自媒体传播工作。
与身边的同学不同的是，2012年公益慈善教育中心第一次招生时，陈孚已经大四了。当时他正处于休学状态。
陈孚2008年入学北师大珠海分校，学的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甫入学，他就像着迷了似的，把精力都放在了公益上。他说：“我的兴趣点就是服务于公益年轻人和环保社团。”大一时，他参加了学校的两个环保团队；大二时，他成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一小时”的珠海高校协调人。大二到大三期间，陈孚还领导成立了一个叫做“绿色珠海”的环保社团联盟。“当时我想把它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组织，本来都和民政部门沟通好了，但最后我主观上觉得条件还是不够成熟，还需要多学习，加上一些客观原因，就没有注册。”绿色珠海目前处于休眠状态，陈孚说到此处颇为遗憾。
2011年9月，陈孚进入大四，这个一直“战斗”在公益第一线的大学生提出退学。陈孚说，提出退学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原来专业的毕业证和学位证等，与他想做的事情无关，所以是没用的，“有媒体说我是厌学，其实不是”。
在父母的劝说下，本来不怎么听劝的陈孚听了一次，选择休学。直到一年后，他突然听说，全国公益慈善专业来了。这正是自己的兴趣和所想学的东西，兴奋的陈孚立马回到学校，参与了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报名。
但是，被录取的过程并不顺利。
“三位面试老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两位老师赞成，一位老师反对。”陈孚说的三位老师，就是中心主任金宝城、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慈善学博士何莉君。“当时他原专业的学分没有修够，延迟毕业一年，还是没有修够，又挂过科。”第一年招生，金宝城比较谨慎。
面试之后，陈孚向公益教育中心提交了一份五六十页的“公益实践简历”。简历内包括了2009和2012年陈孚对珠海的公益社团做的两次调查。他还邀请了致公党金湾区委员刘昌言为他“背书”，做推荐人。刘昌言是陈孚在一次公益活动中结识的。
陈孚的“绿色珠海”曾做过环境苦难的应急，即对环境灾害、环境事件作出应对。媒体报道金湾区金海岸中学旁边5公里有一家电缆厂，该中学一度有10个老师和1个学生患了癌症，而环保局找不到电缆厂的环评报告。绿色珠海想考察癌症和电缆厂有无直接关系，于是在网络上发起讨论，并在普陀寺组织了一次现场活动，刘昌言参加了那次活动。
“公益实践简历”被程刚和何莉君力挺，陈孚“破格”获得入学资格。
在公益班中，跟陈孚一样，将这一专业的设立视为“福音”的还有不少人，许多从进入大学就热衷公益的学生将之视为学校给他们最大的惊喜和礼物。
进入公益班，中心的老师们讨论制定了三个基本的“门槛”：一是要有公益理念，以后愿意从事这一行业；二是家人支持；三是家庭环境不能太差。“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只能拿到中等的薪酬，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们就业时顾虑就会多。”金宝城说，第三点也是无奈之举，他并不歧视家庭苦难的孩子，反而更愿意培养他们，只是这一行业现状如此。前两点则是为了保证能尽量多地成功为公益事业输送专业人才。
你是双学位吗？
毕业证书上还用括号标注着“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字眼
颜俊玲等人的毕业证书上，除了注明原专业外，都还用括号标注着“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的字眼。在应聘非业内的基金会时，有时就会遭遇对方人力的疑惑，甚至会问，“你是双学位吗？”。
金宝城解释说，“我们正在向教育部申请试办，把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作为正式专业，这样就可以设置为辅修课程和双学位课程，还能开设公益慈善的通识类课程。”他甚至做出计划，如果能成为正式专业，还可以细分为筹资、项目管理等几个具体方向，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笼统称为“公益慈善事业管理”专业方向。目前中国的专业目录里没有公益慈善专业，设立时中心只好采取开设“专业方向”的做法，如此才能确保学历的合法性。学校面向各专业大三学生开设，学生所属原专业不变，毕业时仍领取原有的学位学历证书，但证书上会注明“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的专业方向。
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首届公益慈善班招收的31名学生，来自11个学院的19个专业。中心将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召集在一起，究竟教给他们什么？培养方案中介绍，公益班将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定的公益慈善理念、了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前沿、掌握较扎实的原专业(如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金融学、会计学、文学、传播学等)理论基础、具有较强的公益慈善相关岗位实操能力，能胜任公益慈善机构和大中型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组织管理、项目运作、宣传推广、专业服务以及理论研究等工作的应用性、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这一长串的定语需要通过《慈善学概论》、《慈善伦理》等40个学分的课程完成。其中包含了10学分的实践课程。
曾经力挺陈孚的何莉君，是深受学生欢迎的一位中国籍“外教”。她如今仍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每年抽一段时间回珠海授课。她的《慈善伦理》课，被每一位受访学生提起并点赞。这门课上，9月上大四的吴滨则对法国小说家亨利·巴尔布斯的《第十一个人》(
“我不搞准则式的探讨，没有标准答案，我最希望看到学生结合自身的思考，看他们写出自己前后观点的对比。”除了阅读量要求很大之外，何莉君还引用课程网络技术，让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积分”。发表一篇文章积10分，评论积5分，点赞积1分，每个学生课后必须积满500分。这一切都是为了“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批判、学会互相学习。
今年，中心首次尝试让学生综合原专业和公益专业来开题写论文，没想到几乎所有同学都直接选取了公益类题材，抛开了原专业。毕业生张睿颖的论文题目是《公益慈善班的实习情况调查》，他在这篇以数据统计为核心的论文中，得出了“公益慈善班学生往慈善方向就业比重有所提高”的结论。原专业为家政学的他凭此“慈善”选题论文在慈善教育中心答辩，并顺利通过，获得原专业的学位。金宝城强调，由于教学管理的规定，今后还是要求毕业生以原专业的研究方向写论文。
困境
面包与情怀的抉择
能够选择并在毕业后将公益慈善作为职业，无疑是需要勇气的，金宝城将之称为“情怀”。“如果没有把公益慈善作为职业选择的情怀，我是不主张年轻人来的。想挣大钱？不可能。”金宝城坦承，这个行业普遍面临着流动性大、社会待遇不高的问题。“这也是设立前面几个面试门槛的初衷”。
这也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公益班毕业生都能坚守在公益慈善行业。张睿颖就是一个毕业后还没有真正进入公益领域的公益学生。张睿颖原专业为家政学，童年时“留守儿童”的经历使他大学时便一直热衷公益，大一大二时就在基金会做过志愿者，对公益慈善兴趣正浓时，恰逢中心招收，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遇。但是，现在他在横琴一家股权公司做融资分析。
“离开”的选择其实更多的是新兴专业面临的社会困境所致，本身社会机制不成熟，而且大众不一定认可。“选择这一职业就得面临很多外界的压力”，9月就升大四的公益班学生姚文秀说。她的同学林龙腾则说，很多人对慈善抱以片面的看法，认为慈善就是不顾一切地付出，这让自己将公益作为“职业”在很多人眼里显得不可理解。
待遇薪酬也是绕不开的因素。颜俊玲目前和五个同事合租，五人挤在一个三房中，分担高达5000多的租金，唯一的好处是离单位近，“省了不少时间和交通费”。“我的恩格尔系数特别高，工资基本消耗在基本生活需求上”，颜俊玲说，干这一行“想存钱确实有点难度”。
而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这仅有的10%有时还在基金会之间的“竞争”中越压越低。对于任何一个行业，低薪酬注定了很难往专业化发展，“高端的专业人才就不愿意来”，颜俊玲说。
公益人的“薪”结跟公众理念也息息相关，“前几年，听说收管理费公众都很不理解，觉得慈善怎么能收钱呢，现在好一点，但提高工资肯定是不行的”。为了基金会的健康发展，颜俊玲所在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早在2002年就完成了去行政化，没了事业编制和财政拨款，“但时至今日，每次办活动我们还是需要不断向公众强调，我们去了行政化，公众的理解对我们很重要”。
金宝城则认为，在制度设计层面，公益组织要想拿到免税资格，工资标准不能高于当地平均工资的两倍。这也造成了工作量再大，人才再重要，工资也上不去的现象。公众无法理解的是，“做公益也是一种职业，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已”。
作为毕业就投身公益的年轻人，颜俊玲、陈孚等怀着责任、热心、善良的单纯愿望进入慈善领域，但有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面包与理想的抉择。
“等到你年龄变大，要成家立业时，发现存款依然寥寥无几，在一个像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城市，你怎么办？会不会离开？”这是不少公益班毕业生们都思考过的问题。
思考
公益慈善教育，何时不再孤军作战
“试想一下，有一天，你走在平常的一条街道上，就能遇到有人在街头做慈善，而你了解到的，身边每周至少有两个你愿意并能够参与的慈善活动。那该多美好。”颜俊玲将这样一幅画面视作自己的职业理想目标，“也许5年能实现”，她顿了一下，“不，也许要等10年才行”。
当前，她则希望中国高校能真正开展公益慈善教育，而非北师大珠海分校孤军作战。公益组织本身，则能更加专业、去行政化，做“玻璃缸式慈善”，而且基金会和草根NGO可以分工更加明确。
从业者社会认同度低、薪酬低，如何破除“困局”一直都是从业者们不断思考的问题。
中心筹建初期，正准备在印第安纳大学开题作博士论文的何莉君被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挖”了回来。她希望能从教育入手，解决从业者自身的认知部分问题。何莉君花了2个月时间，为公益班设计课程体系和邀请师资，她最强调的是学生要通过这些课程树立起自己的公益价值观，要思考“为什么”，而不仅仅是“如何做”。
具有双重教育背景的何莉君认为中外公益慈善教育差距还很大。“美国是个很讲实用的国家，虽然他们的公益慈善教育也强调实操性，但他们已经走过了初创期，正处在成熟阶段，已经建立起共同的价值体系。”她说，美国有200多家学校设有非营利组织对内管理这一类的专业，教学上已经有了成熟的教材，很多研究已经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例如各类基金会的实际操作手法、筹款数据对比等都会进入课堂。另外，社会对教育的“供给”也很大，一些公益行业的人士到学校当兼职教授。而在中国，现在对公益事业专业人才的需求猛增，本科层面上，公益慈善教育需要常规、规范、系统，不能为了追求效率变成职业培训。“要以研究为基础，在大学里设立专业、开发出教材，建立共同的认知，否则就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到了研究生阶段，可以提供重学术或重实操两种选择。
公益慈善教育在中国是否能建立一个“中国化”的未来？何莉君说，公益慈善事业存在一定的商业化和政治化需要，但是，“不在共同价值体系下谈创新是非常危险的。”
陈孚读了六年大学，如今在心仪的单位顺利就业，但这个公益小战士的内心并没有真正安顿下来。“改变自己是最难的，我一直在寻找人生的意义，总觉得正在做的事情不如这些问题重要，但这些问题又解决不了。有人让我看开点，但看开了就不能进步，不焦虑就不能进步。”
与陈孚一样，中心的很多学生也在公益这一行业中迷茫地探究着“意义”。何莉君的微博上，引用了一些学生小论文中的文字。有学生写道：“这个社会的浮躁与不安从另一方面来看是伦理的缺失，才会存在‘郭美美事件’、‘小月月事件’等众多丑闻。伦理其实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种善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守法分子。有时候，善良是比聪明更难的，聪明是一种天赋，而善良是一种品性，一种选择。”何莉君说，这一类自主思考的学生是她最为赞赏的，“从他们身上，我也感受到作为一个公益教育者的真正价值。”
金宝城也乐意于将未来寄托在这些学生身上。他最终接纳了张嘉琪，让她破格成为了今年中心录取的第41名学生。
06-07版
统筹：南都记者朱鹏景
采写：南都记者李瑾朱鹏景实习生王靖豪邱熙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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