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红黑榜：我的医疗服务我做主

粤港直通□温卓毅(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生)

医生红黑榜在坊间广泛流传，业内**认为内容多数不靠谱。但笔者认为，固然应该提倡医患互信，但是不能对医生自觉的专业追求过于乐观，同样地，也不应该对病人乃至公众的知识和能力过于悲观。

民间自编的医生红黑榜可以视为公众作为服务使用者评价、监察医疗服务的一次尝试。受限于坊间资讯混杂，内容偏颇在所难免。若公众有更多机会了解医疗服务的管理和运作，应可期待一份持平客观的评价。

医疗和公共卫生是一种严重信息不对称的社会服务。受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以其知识作为基础，对患者拥有专业权力。作为服务使用者，在接受服务时面对专业权力的**，其实与公共事务中可能发生的公共权力**并无二致。当专业人士垄断了社会服务的话语权，服务运作没有外部的监察，服务内容就容易脱离实际需要，效能变得低下。**寄望于拥有权力者的自制和仁慈，并不是一种理想的做法。

香港医务委员会的例子，可以说明封闭的业内人士自律并不足以符合公众的期望。医务委员会是监察所有医生的组织，奉行专业自我监督，委员会及下设小组成员绝大多数由医生担任。这种封闭的专业组织，因为历时9年才对一件专业失德导致初生婴儿夭折投诉案件做出裁决，而被批评处理投诉时“医医相卫”。香港**提出的改革建议，就包括考虑吸纳其他专业界别的社会**，增加非医生成员比例。

改革建议是顺应了**社会服务领域正提倡的新理念：公众作为服务使用者参与服务评价和监察。公众虽然未必有专业知识，但是对服务体验有切身的了解，也更容易了解自己或他人的需要。而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也是公民不容抹杀的权利。

评价医生表现属于使用者参与的初级阶段，更深入的层次包括参与到机构的日常管理乃至中长期战略规划。香港在医疗、教育、住房、社会福利等领域都有不同层次的服务使用者参与，例如2004年修订的《校本条例》规定，学校校董会须加入由选举产生的家长、教师及校友代表。一些论者指出，由于有这些“街外人”看着，办学团体高层与校长等开会、做事就不敢如以往都是圈内人时为所欲为。

服务使用者的参与，并非对抗，而是透过互动与合作，使服务不断改进，回应社会的要求。**部门和各类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学校、医院、服务类社会组织，都需要思考如何制度化地纳入公众参与到服务监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