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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南都记者高龙摄迁墓造成严重破坏：“一代论宗”上方菱形花墙被挖掘机挖出一个大洞，绸缎旗氧化变黑。张季鸾
2014年8月12日，张季鸾的遗骸从西安市长安区竹园村迁葬故乡榆林，**了被养猪场和砖瓦厂包围的历史。但迁葬时的乱象在当地村民中激起新的争议，包括文物损毁、遗址变形等。张季鸾这位**时期**报人，新记《大公报》总编辑，新闻史上“四不主义”的提出者，身后一再遭遇尴尬境况。70多年以来，与墓葬命运一同在复杂时代中颠簸的，还有张季鸾亲人的境遇，报纸的蜕变。
潦草迁墓
2014年8月12日，张季鸾的遗骸从西安市长安区竹园村迁葬故乡榆林。当天在现场的竹园村村民王卫宁说，迁墓缺乏仪式，也没有文物、考古**在现场指导。
一台挖掘机铲断了1999年补立的墓碑基座，还将墓门上面的菱形花墙切掉一大块。进入墓道、墓穴的是4个临时雇佣的工人。张季鸾的遗骨、遗物被装入两个蛇皮袋。除了棺木盖之外，其余棺木被清理出来，杂乱地丢弃在露天场所。后在现场人员劝说下才被放回墓穴。
一位当日在现场的人士介绍，棺木上面覆盖着一面绸缎旗，可见“中华**”等用贴布做的字。绸缎旗被放到露天场所，不一会就被氧化，字迹变黑，逐渐难以辨认。
榆林市政协原副***惠世新在《关于将张季鸾陵园迁建榆林的提议》中设想，榆林新陵园“样式应参照原建筑风格，但又不**拘于原样”。“墓的砖石没有搬走，没有做到依照墓葬形制在榆林复原。”上述人士说。
69岁的竹园村村民邢建民听父亲邢宝忠谈过，张季鸾的陪葬品包括一个白铜水烟袋，一个白铜盆，还有一副麻将牌。当天墓被掘开后，遗骨完整，陪葬品却不见了。
西安市长安区文物部门一位相关负责人称，“迁墓方案经省里批准，但实施过程没有通知我们，我们通过外界媒体才知道。”而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在电话里没有对记者多谈，“不想节外生枝”。
“天堂破灭”
对比这次迁墓，数十年前的迎灵盛况**。
1942年4月29日，张季鸾的灵柩回陕，陕西各界3000多人迎灵，正处于灌浆期的大片麦子被踩坏。
新中国成立前，张季鸾的妹妹张季珍，每年清明节都带着女儿李赋英，乘马车去竹园村给张季鸾上坟。这是一个按照关中名王名将墓规格修建的西北大墓，占地40亩，墓园走道两旁栽种柏树，周围是大片槐树、法国梧桐。
新中国成立后，情形剧变。上中学时，李赋英有次跟张季珍去给舅舅上坟。“在当时观念影响下，我一看墓碑，都是敌人写的，林森啊，胡宗南啊。”李赋英说，自己告诉张季珍，“妈妈，以后我们不要来上坟了。”
那时，李赋英偶尔听人们谈论舅舅，评价是“对***小骂大帮忙”。1956年，她上大学，“周围同学没人知道张季鸾。学校说话很谨慎，怕给自己惹来**烦。”
李赋英的谨慎不无根由。她的大哥李赋丰，姐姐李赋萧、李赋蕙都在“**”中遭残酷**，先后**。其中，姐姐李赋蕙之死与张季鸾的葬礼密切相关。当年葬礼***出席，而时年15岁的李赋蕙以家属名义给来宾磕头谢孝。“**”中**派称李赋蕙是“***的干女儿”，她被迫结束了42岁的生命。
“天堂的破灭发生在一瞬之间”，李赋英后来在纪实作品《名门之后》中写道。她在“**”后期也被揪斗。及至1991年，榆林举办张季鸾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李赋英获邀参加。“好多人连夜写文章，第二天脸色煞白地在会上发言。通过这次研讨会，我**次知道舅舅地位很高。”她说。
墓地之殇
69岁的竹园村村民邢建民自幼随父亲到张季鸾墓地玩。“大炼钢铁”时，他记忆中墓地的大片树林被砍伐殆尽。如今周围仅剩新栽的小树。
墓地由三个台基组成，由砖石台阶连接。墓地正南方，曾有砖头垒的三拱大门。如今均已消失。
“**”时，张季鸾被村里**派称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坟头被挖掉半个，后内部亦遭盗。邢建民有次放羊去墓地，发现蒿草虚掩的地方有个盗洞。
两块墓碑被砸并被挪走。张季鸾新闻研究会会长蔡恒泰介绍，2000年，其中一块墓碑在一个水渠被找到，主体不完整，但当地文物部门缺乏管理，后再次遗失。
2010年，李赋英家人上坟，**次发现了南边的猪圈。后来，东边又修建了砖瓦厂。
在种种侵扰之下，张季鸾墓园渐成断壁残垣，早已不复当年盛景。
2010年5月，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陕西日报原社长兼总编辑尹维祖建议，将陵园列入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截至迁墓，张季鸾墓连长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
后人遭遇
张季鸾墓命运坎坷，随着历史风浪颠簸。
1949年，毛泽东亲自改名，天津《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改名后，该报“代发刊词”批判《大公报》“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而生长起来”。
上海《大公报》亦剧变。王芸生当年由张季鸾亲自召入《大公报》，后担任总编辑。1949年6月，他撰写了《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与过去决裂：“《大公报》虽然不断若隐若现地表露着某些进步的姿态，而细加分析，在每个大阶段，它基本上都站在反动方面。”后来在政治高压下，王芸生被迫写下《1926至1949的旧大公报》，称张季鸾“是个典型的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旧式才子文人”。
上海《大公报》后与《进步日报》合并，迁入北京。1957年，北京《大公报》20多人被打成右派。原《大公报》老人徐铸成也被定为右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历次运动中被迫写“检讨”达121份，其中多份“检讨”对张季鸾作了违心之论。1968年的一份学习小结中，他称张季鸾为“反动报阀”。
1957年9月，原《大公报》副刊主编、**作家萧乾被批为“帝国主义进行反共、反人民宣传的急先锋”。批判萧乾的原《大公报》人员、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杨刚不久后**，死因至今是悬案。
严酷的政治环境也深刻影响了张季鸾亲人的命运。李赋英的侄子李晑回忆，“**”初，张季鸾的妻子陈孝侠从上海写信来，称生活特别窘迫，没有经济来源，请求援助50元。后李家寄去15元。
张季鸾当年清贫离世，朋友凑了5万美元，以其子张士基的名义存于香港的银行。新中国成立后，张士基想去香港，但未能成行。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他方到了香港，但这笔钱早被人冒领。
李赋英介绍，张士基自幼聪明好学，但政审不合格，不能上大学。张士基的三个儿女，也由于政治原因未受完整教育。
南都记者检索了1946年至2013年的《人民日报》，发现关于张季鸾的文章共15篇。刊登于“**”后的9篇，刊登于“**”前的6篇，其中5篇刊登于1957年。1957年，一篇文章提到，右派分子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接受反动报纸的传统。徐铸成歌颂的‘文人办报’，就是歌颂为帝国主义、***所赏识的、自称为国士无双的张季鸾所办的大公报”。而仅仅十几年前，在张季鸾去世后，周恩来等发唁电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1966年9月14日，北京《大公报》被红卫兵查封，自此在内地消失。与此同时，张季鸾墓前的石拱桌被竹园村的**派搬走，用做饲养牲口的食槽。
南都记者高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