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认为：反垄断最重要的是反行政垄断

在中国，反垄断*重要的是反行政垄断。中国以往的经济竞争模式，是**参与市场竞争模式，市场背后有**的沉重身影，地方**成为本地企业的强有力支撑，而在**市场上，各国**成为本国企业的后盾。

地方**的垄断行为表现在所有地方，有过路过桥费的优惠，有税收优惠，有地价优惠，有本地出租车市场只准用本地生产的车辆，也有本地市场只准喝本地生产的啤酒。毫无疑问，这样做的结果是把中国大市场分割成一个个小市场，各个市场插起一面旗帜另立山头，*大限度地在本地限制竞争。在紧缺时代，这样做有其优势，但在产能过剩时代，这样做保护落后，对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国反垄断执行水平较低，常常流于形式，成为选择性执法。1980年，***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反垄断特别是反行政垄断的任务。2008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不但对“行政垄断”情形(如“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等)做出了规定，还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多年以来，很少有行政机关受到调查，更别说处分。以至于*严重的行政垄断没有受到追究，情形越演越烈。

反行政垄断非常困难，同级发改委、工商属于地方**行政权力管辖范围之内，不可能认真追究上级的责任，甚至还要做为协调部门、使用一切办法为本地经济发展作贡献。既然同级部门不追究，上级部门的调查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各种破坏市场秩序的红头文件越演越烈。

表面上的中国大市场实则支离破碎，每个地方形成独立的市场小王国，内部壁垒森严，形成诸侯经济。不具备人力成本优势的地方非要做制造业，不具备人才优势的地方非要做金融，不具备资源优势的地方非要做炼化，资源低效配置，不同地区之间的优势资源不能互相交易，诸侯经济是严重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按照我国地方**规划，会有几百个金融中心，会有数百个高新技术中心，挂一块牌子抢占高地获得行政首长认可，才是根本原因。

根据张曙光、程炼2010年的文章，据估计，2002年社会财富向垄断部门的转移高达2135亿-2417亿元，也就是说，由于相对价格扭曲，转移到垄断部门的社会财富占其营业盈余总额的32.6%-36.9%。行政垄断对中国市场的扭曲不可忽视。

行政垄断有一套理论与制度作为支撑，如总部税收使得大型企业在各地子公司无法顺利推进，各地需要的是总部不是分支，行政垄断罚款对于**而言，不过是左口袋的钱倒到右口袋的游戏，意义不大，使得反垄断中*重要的经济手段流于形式。*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由**主导，地方**之间的GDP竞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要从根本上破除行政垄断，必须使地方**主导经济向市场主导经济过度。

媒体披露一位带队在突击检查一线的反垄断官员的话，常常要听着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激昂的旋律才有勇气敲开调查对象的大门。我国反行政垄断之所以困难，因为反行政垄断，反的是现行的经济发展体制与财富生成体制，而反国内外大企业垄断，则是与*大的资本作对，有时候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如投资量与就业率的大幅下降。

此次反垄断，绝不能以抓典型、保内企的狭隘目的为出发点，重建市场秩序，才是中国市场经济再启航的契机。在反垄断的同时，其他改革措施正在同步推进，企业注册门槛降低，总部税收制已经基本废除。

为了表示此次反垄断并不仅仅针对同外企业，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8月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查处企业及行业协会组织335家，其中外资企业33家，约占其查处企业总数的10%;内资企业及相关行业协会302家，约占90%。惩处的严厉程度如果也能匹配，更能说明公平性。

无论如何，反垄断需要的打破*难打破的行政垄断，一旦行政垄断消解，则中国垄断土壤根除可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