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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花都艺墅小区规划合理，公共空间足够大，几位居民在草地上聊天。昆山市新镇街道的办事处主任胡金林，他手里拿着象征传统文化的拨浪鼓。
社会*理的模式，是由社会形态、地方**的执政理念等直接相关的，在极大程度上甚至是一种被决定的关系。昆山经济和产业高速发展的背后，社会形态较十年前已大为改变，以三个形态各异社区为样本研究，梳理当地的社会*理模式，在与顺德比对中理解两地模式背后的逻辑和出发点不同。
*理
昆山市周市镇新镇办事处辖下的花都艺墅小区里，台湾女商人张瑜文刚刚结束了一场手工艺作品展，展厅就设在她所居住花都艺墅小区里，她的陶皮偶做得堪称一绝，在小区开办过多场手工艺作品展；同时来自台湾的邻居邹太太则开始忙活起来，她是绿湾环保义工队队员，每月**、三周的周六下午这个社区里的组织都要开展垃圾分类回收公益活动。她们说，社区居委会在她们开展这些活动时给予了充分的便利，而居委会方面则透露，这是当地**希望在这个小区里培养居民自我服务的意识、培育**自*的土壤。与顺德现正推开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一样，昆山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上下工夫，社会*理格局上提出“政社互动”，这与顺德提出的**社会协同共*理念有相近之处。
引入协商机制社区基层组织活跃
35岁的陈亚琴是花都艺墅小区所在花都社区的党支部书记和居委会主任。她手上一份名为《居民生活指南》的彩印小册子上展示了该小区全年的活动。花卉节、艺术节、运动节、风车节、美食节以及因应传统节日进行的活动被安排得密密麻麻。不少活动透露出一股台湾味道，如台湾居民书画展、善爱拨浪鼓系列活动、垃圾分类回收公益活动等。
这些活动是由居委会与小区里的热心居民共同商定的。“这是个台湾家庭占了六成的小区。”陈亚琴说，台资在昆山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7000多个外资项目中，4800多个是台商项目；台商在昆山有10万人，台籍学生3000个。而来自2010年曾所作的一项统计显示，花都艺墅小区内的住户中有六成是台商家庭。
这些家庭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热心社区公益事务的特点被善用了起来。社区居委会引导他们通过议事协商机制，每月召开社区建设管理研讨例会，与物业公司、房产公司一同协调物业管理，通过携手台商慈济会、义工联等社会组织，组建了“绿湾环保义工队”等社区组织，依托这些组织定期开展各类社区活动，现时各类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已超过10个。
“政社互动”昆山土洋结合
“和顺德一样，我们也在引入社工服务，但那是‘洋墨水’，需要和‘土方法’结合才能发挥效力。”胡金林是花都社区所在周市镇的新镇办事处主任，他口中的“土方法”就是善用小区里的草根团体等自有资源，同时给社区居委会减负，让其回归到服务居民的原本功能。
新镇办事处下辖13个纯社区和2个村改居社区，是昆山市内居住人口密度*大的镇街，城市化程度也是*高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繁重，是因承接有**及其他单位下放或委托的大小事务，胡金林说“我给他们挡回去了一半。”
解放出来的社区居委会，其工作内容是主要围绕居民转。在花都社区，居委会实行周一至周五错时上班，周六日满员上班。具体工作也注意方法，有社区活动时发出的是“邀请函”而非“通知”，对社区工作人员的绩效考核上，宏观目标是有的，但没有划一的路径，考量标准是创新性。
花都社区的探索在昆山并非特例。近年，随着昆山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职能越来越多地向基层延伸。2013年起，昆山市全面推行“政社互动”，“**及其职能部门”和“村居基层群自*组织、社会组织”这两类社会管理主体之间通过“衔接互动”，规范行政权力、提升自*能力、激发社会活力，加快构建“党委领导、**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保障”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政社互动”是昆山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上做的探索，是完善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居)委会为主体、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互联互补互动机制。
向社会放权力度顺德远超昆山
重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保障，同样提到向社会放权，骤眼看，昆山的“政社互动”与顺德正在开展的**社会协同共*有相似之处。2011年11月，顺德发布《顺德区委区**关于推进社会体制综合改革加强社会建设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这份框架性文件对顺德的社改进行了“小**大社会”的顶层设计，改革路径清晰，**职能将从“划船”向“掌舵”转变，简政放权，将具体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给市场和社会组织。
显然，两地**对社会*理中的**职能和社会参与的理解有差异。
如，从向社会放权的具体做法上看，与顺德**一样，昆山也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考核和能力评级。具体做法有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社会团体、慈善公益类以及社区服务性社会组织开放“直接登记”，通过公益创投、公益项目招投标等方式，在养老、慈善、教育等涉及民生的服务领域探索向包括社工机构在内的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做出了突破性的尝试。但其现时放权的焦点就只落在了社区服务性社会组织上，但依然是“**负责”，“社会”的概念侧重在“村居基层群自*组织、社会组织”上，通过梳理**职能为社会组织发展让渡空间目的，则是为基层自*组织“减负”。
显然，顺德向社会放权的力度和深度要远超过昆山———在公共财政中试行参与式公共预算，在组织建设上强化群团组织服务职能，要求所有职能部门、镇**(街道办事处)开展决策咨询，设法定机构使**决策和执行相对分离。这样的转变中，顺德**把工作重点放在拟定方向和规划、完善制度和政策、加强社会运行监督以及提供核心社会服务(比如社会保障)上，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保障能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其它的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工作机构、中介组织、企业等去承担，对于一些面对广大企业和群众、专业性或行业性强的工作则组建法定机构去做。换言之，顺德向社会放权中的“社会”是一个大社会概念。
探因
社会*理的模式，是与社会形态、地方**的执政理念等直接相关的，在极大程度上甚至是一种被决定的关系。昆山经济和产业高速发展的背后，社会形态较十年前已大不同。作为顺德在经济发展上的头号对手，昆山目前正遭遇怎样的社会*理难题？对昆山为何要在“政社互动”中强调“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居)委会为主体”的追问或能给出答案。
炎武社区管理1.68万人的20人居委会
爬楼梯、用自来水，这都让在传统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农民朱新元不习惯，是伴随签订拆迁协议后而来的福利配套缓解了他的不适。他今年70岁，2006年时因原居住的西横村将要建设中心公园和商住小区，需整村动迁，他用自家300多平方米的房子置换到了炎武社区两大一小的三套房子，当年就搬了进去。
从镇绿化所退休下来的徐桂英，搬进炎武社区的时间比朱新元要更早些。她原来居住的新塘村已撤销掉了，新塘村所在地块因被纳入工业区的开发建设范围而动迁。她专门回去看过，自家建的房子也早被拆除，她那240多平方米的房子置换来了两套房子，130平方米的那套自住，100平方米左右的那套到手时就卖掉了，2003年时千灯镇的房价约为2000元一平方米，她说自己小赚了一笔。
成立于2005年的炎武社区，这是昆山市千灯镇内规模*大的一个拆迁农民安置社区。规划先行，因产业和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千灯这个80平方公里小镇内传统村落的形态已经发生改变。整村搬迁与大规模的迁徙自2003年起开始，包括朱新元、徐桂英等来自千灯镇内24个行政村的1.68万农民通过“三置换”离开农村搬进安置小区。一项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全镇腾出的3万亩土地被以99.68%的高流转率被发包给了96个种养大户发展规模农业，农民的迁徙被指是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腾出了大量建设用地，而同步推进的社会管理及一整套拆迁户社会保障体系则保障了民生和社会稳定，上述种种，都被当地**认为有效促进了千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马雪芳是炎武社区的党委书记，她同时兼任居委会主任。她说，炎武下辖3个小区，有住宅楼228栋，住房5576套，是集农贸市场、商业街、幼儿园、老年活动中心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住宅区。而这个大型拆迁安置小区的日常管理和服务，马雪芳等20人组成的社区居委会团队全面负责。
“在如炎武社区这样的拆迁安置小区里，城市社区居委会和传统行政村村委会的总计7大类21项指标都得做足。”马雪芳说，单是老年人的服务便需耗费很大精力。这样的拆迁安置小区，老人比较多，其中以处于低保、低保边缘的老人为*，尤其是在8个行政村撤掉之后。“这状况在城市社区里是不存在的。”光是在老人生活补贴上马雪芳就犯过难，因为这笔补贴不是由镇财政承担，而是由原所在村委会转过来的，镇内每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水平有差异，股金分红各有不同，发放的补贴自然不同，“后经过商榷，要平衡一致，就高不就低。”
社区居委会所承担任务之繁重可见一斑。
基层“减负”两地改革原因问题都不同
于是便不难理解昆山在2013年全面推开“政社互动”的原因。一项由昆山市行政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伴随乡镇经济迅速崛起，乡镇、村(社区)区划调整，昆山全市由原来20个镇并成10个镇，原467个行政村并称188个行政村。处在社会管理的“**线”的社区，承担的事务量纷繁复杂，社区自我管理、自*创新能力受到了一定限制，为破解这一困局，基层自*组织必须“减负”。当年，昆山各区镇**和所辖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分别签订了《基层群众自*组织协助**管理协议书》。据媒体公开报道，从《协议书》看，社区居委会和村委会承担协助**管理事项大大“缩水”，从过去的七八十项分别减为23项和29项，有效增强了社区自*功能，让社区工作者腾出精力服务居民。
显然，顺德想要通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因和想要解决的问题与昆山是不同的。在2010年9月24日启动社会体制综合改革时，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就曾发言指，顺德的社会体制改革不仅是**的一次“自我革命”，也是一次“自我解放”，如果推动得好，将帮助顺德成功跨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再上一个发展台阶。
但经济和社会这两个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使得广东一些地区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蹒跚前行。2010年，时任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多次到访顺德，当年7月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闭幕的次日，汪洋再次考察，要求顺德**着力解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越位”的问题，指顺德实行大部制必须建设“小**”，建设“小**”必须建设“大社会”，要求顺德要统一认识，先行先试，简政放权，调整职能，学习借鉴香港等地区社会管理的先进经验，勇敢地承担起探索全省社会管理创新的重任，为广东加强社会建设提供更多新鲜经验。
作为全省综合改革试点，顺德在2009年率先全省县域城市推行大部制改革，将原有41个部门合并为16个大部门。不久之后，简政强镇事权改革也随之而来。在这一拨改革浪潮之后，顺德**的服务效能虽然有了提升，但与建立高效的公共服务型**还有一定的差距。事实上，大部制改革之后，顺德**本身所具有的职能并没有减少。与此同时，随着顺德享受部分地级市权限，整个**需要承担的职能又大幅增加。
“事权增多、人员编制还是那么多，很多公务员疲于奔命，很难发挥**的引领作用。”在其后召开的顺德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梁维东指出，顺德在过去五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存在3个相对滞后：一是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二是***理方式相对滞后，三是社会建设和农村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凸显，社会管理改革迫在眉睫。故此，顺德需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减少审批事项，将具体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转移给市场和社会组织，实现**职能从“划船”向“掌舵”转变，公共服务从以**单一提供为主、刚性管理向多元参与、依法管理、精细服务和柔性疏导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