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机密文件确认“三灶大屠杀”:或超8000人被杀

2014-10-20来源 : 互联网

  102岁的蔡槐躲过日军三灶大**后逃亡澳门,十几年前才回国。

  76年前侵华日军绝密文件《三灶岛特报》复印件翻拍。

  83岁的日军三灶大**幸存者林金莲。

  9 1岁的钟泉早年曾加入日军“青年团”,他向回忆了当时的经过。

  讲述者

  李义兴:三灶春华园原村民,如今定居澳门。

  蔡槐:今年102岁,三灶村民。

  林金莲:时年7岁,被日军强迫干活。

  钟泉:时年15岁,加入日军组织的青年团,在日军开办的“兴亚第二国民学校”学习日文后加入日军三灶医院工作。

  由致公党珠海金湾支部历时三个多月翻译完成的侵华日军76年前占领珠海三灶岛的机密文档《三灶岛特报》10月14日*度发布并公布。翻译后的侵华日军76年前绝密档案与珠海文史学界对日军侵略三灶历史的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吻合,仅述事角度、几处数字存在差异,档案也**次让我们得以从日军的视角重新审视那段历史,许多历史细节的披露尚属*次。回访当年亲历者,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

  1

  开展扫荡继续**平民

  侵华日军记述

  天天扫荡、烧毁山林

  日军在1938年6月份一期特报中称,4月中旬大扫荡漏网的500多“支那人”潜藏在三灶西北部的大林岛,“虽名为岛,实与本岛仅一河之隔,并与陆地相连,此处被列为警备**的**地区”。日军扫荡频繁,至当年8月将扫荡频率从原来的“不时扫荡”,提高至“天天扫荡”,并“特任命曾参加过日俄战争的勇士大丸特务少尉为小队长驻守蛋家湾(应为定家湾),军队士气因此而高涨”。

  或许是为了美化侵略,避免**普通民众遭受****谴责,日军在1938年6月之后的特报中将逃过大**的三灶普通百姓冠以中国“便衣部队”的称呼,并称已令三灶南部的“支那人”作为向导,“随部队一同入山搜索支那人可能藏身的地方,并烧毁附近森林逼其就范”,“但因本岛道路**不便,尤其地处山地,细径小道遍布,道路崎岖,且两侧丛林茂密,在如此恶劣的地理环境下查探便衣部队的行踪绝非易事”。

  亲历者讲述

  母亲忍痛掐死啼哭小孩

  当年,李义兴和母亲、妹妹一躲就是40多天,其间日军仍不时搜山扫荡,寻找“漏网之鱼”,村民处境凶险。

  村民无法回家,几天过后,干粮吃尽。李义兴说,其时妹妹因饥饿啼哭不止,日军恰好在他们藏身附近不远建起一座哨所,发现山中有人迹,便统统杀掉。妹妹这一哭,很可能暴露乡亲们的藏身之处,为了乡亲的安危“母亲一狠心,把妹妹掐死了”。

  类似的人伦惨剧,在76年前的珠海三灶频频上演。多位幸存老人告诉,当时跟随父母隐藏深山的1至3岁大的小孩在逃亡期间,几乎都被大人捂死,有的父母下不了手,就交给其他人代为处理,“没办法,这么大的小孩不听话,一哭把日本人招惹过来,大人、小孩都得死,没一个人能活”。

  有些村民饿得慌了,晚上偷偷回村烧饭吃,日军看到村里有*光,立即扑过来扫荡,很多村民就这样丢了性命,李义兴说后来大家饿死都不敢下山,每天靠吃野菜和菜根度日,“我们在山上一直挨了四十多天,熬不住了,就冒险出走,我和母亲一路跑到了澳门,生活才总算安定了些”。

  但好景不长,战乱带来大饥荒,李义兴的母亲逃亡澳门后不久便饿死了,只有李义兴艰难地活下来,直到日军战败,他才慢慢过上安定平和的生活。

  “日军1938年1月登陆占领三灶,到6月短短几个月,三灶人口骤减约一万。”杨长征说,此前国内历史文献和资料称三灶共有8000多人或被杀,或逃亡,此次发现并翻译的日军特报所记载的真实情况更为严重。

  2

  留下1800名中国人奴役

  侵华日军记述

  建立维持会选出劳工

  特报中,日军对于中国人极为蔑视,直呼“支那人”,但为了保障机场建设以及蔬菜、食物等物资供应,日军对于三灶南部的约1800名居民“网开一面”,并极力推行奴化政策。

  不同于对大**描述的含蓄遮掩、轻描淡写,日军在特报中对其开展的奴化手段极为详细,且花招百出,几乎每个月都会推出新的措施。

  刚占领三灶,日军*先严禁三灶居民与大陆交通往来,并扶持汉奸汤聘臣为维持会会长,管理“支那人”。日军在特报解释扶持汤聘臣的原因,是因为其“从事变之初便十分信任帝国海军,并告诫支那人切勿轻举妄动,在去年临时占领部队撤退后,他被视为汉奸险些被捕,被迫逃往其他岛屿,等部队再次占领后获救”。

  1938年6月,日军为了修建机场,轰炸广东,从“三灶支那人中”选出劳工每日男女共约350名作为劳力差使,并发放工钱,“大人25钱,小孩15钱”,并宣称拿到工钱的三灶支那人,“绝对归顺,对我军的命令及安排极为服从,经过些时日后,来应征劳动的人数众多”。

  特报还称赞“岛上的男支那人性情强悍,体强力壮,即便女人,也能挑着两斗米步行约三里多的崎岖山路”。

  亲历者讲述

  7岁就被日本人强迫干活

  但与特报美化日军花钱请中国人干活的“文明”不同,这段被奴役的经历留给当地人的回忆却是痛苦、阴暗的。时年7岁的林金莲说,自己虽然年幼,但还是被日军强迫干活,负责抬水、担柴给日军煮茶,“很大一捆柴,两个六七岁的小孩,一人抬一边,摔倒了就被打”。

  除了微薄的工钱,村民们没有饭吃,家里饲养的鸡鸭鹅、猪、粮食此前就被日本人抢走。林金莲和父母只能偷偷去拣白天日本人吃完倒在垃圾坑里的剩菜剩饭,“拿回家先用筛子洗,用铲子扫,熬粥吃”。

  时年15岁的钟泉1938年就被日军征用修机场,负责倒水泥,每天干活8小时,饭都没得吃,“总是饿着肚子干活,经常被打骂”成为他当时最主要的记忆。“有一次,我因为干活好几天太脏了,晚上烧了一盆热水,打算冲洗一下,几个日本人恰好经过,不知道怎么不高兴了,把我摁倒在地一顿拳打脚踢。”钟泉说,自己当时不敢还手,日本人打累了才放过他。

  奴化手段层出不穷

  侵华日军记述

  增设宣抚员、扶助贫民安抚中国人

  1938年7月,日军在特报中宣布将从宣扬帝国武力、技术支援、物资供应三方面继续对三灶“支那人”开展宣抚工作,其中宣扬武力,是指“不定时召集各乡乡长,通过翻译将最新时局新闻传达给乡民,特别事件会公示在各村落,通过常规通知,让乡民们了解战局的实况及帝国的实力”。

  技术支援,则是从现役部队中挑选两名农学专业的士兵协助“支那人”耕作,指导其农业生产,以确保西瓜、黄瓜、茄子、番茄等蔬菜的供应。

  日军在特报中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避免本岛“支那人”“通敌”,禁止“支那人”与大陆有交通往来,由日本人开设的福大公司供给物资,“为方便支那人生活,确保咸鱼、砂糖、棉布、*柴、烟草等的供应”。

  1938年8月,日军在已有的治安维持会以外,又新增设了由“支那人”担当的宣抚员,“为确保与岛民保持密切联系,以便更好地开展宣传安抚工作,由支那人推选出13名候选者,再通过口试及笔迹调查,从中选出5名担当宣抚员,并在8月1日进行任命”。

  进入9月份,三灶日军的奴化措施达到一个巅峰。特报称,本岛戒备森严,为防止“支那人”被岛外的“势力策反”,“继续对岛民实施宣传安抚政策”,具体措施包括四方面。

  排在**的是发放搬迁补偿米。日军在特报中称,“因飞机场扩建等,需要搬迁支那人房屋38间,按建筑费5200日元进行折算,再结合使用年限、房屋现状及先例等因素综合考虑,决定发放台湾米261袋作为补偿”。

  第二是扶贫活动。日军称“花费好些时日来调查统计贫困村民的数量、村民所拥有的农田及产量、因逃亡等原因造成无主的农田面积等,再根据以上情况逐步推行救济贫困的村民,为全村村民供应大米、种子及肥料,处理无主农田等措施”。

  三是聘用中国人做宣抚员。8月份的日军特报已汇报过此事,至9月已开始实行,并记录了实施的经过,称“出于军事上的种种需要,特聘用5名具有一定学识,思想健全,身强力壮的中国人担当此职务”,“因其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还付给每人一月10日元的酬劳”。

  日军在这一期的特报中还大肆赞美他们推行的“宣抚员”政策效果显著,并称宣抚员中有三人自出生以来从未穿过鞋子,被聘用后翌日,命其穿上运动鞋,成功得到三人好感。

  其时,疟疾肆掠三灶,日军“为了达到对支那人进行防疫及宣传安抚的目的,隔天对支那人进行诊察治疗,目前接受治疗者有25人”,“支那人若有卧病在床者,无论病情轻重,都要各乡长提交书面报告,然后派医生出诊化验大便”。

  第四,1938年9月,日军又汇报“为打造坚实稳固的中坚力量,集结智慧有为的青年群体,特从57名15至20岁间的青少年中选出25名组建青年团。除进行一般劳动外,还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团体训练,让他们学习基础学科及日语等。虽程度尚浅,但各成员学习意欲强,与一般劳动者相比,因其是从众人选拔而出,参与积极性较高”。

  日军在特报中称,在选拔青年团成员时,最初计划是出一些简单的心算题目,根据他们的心算成绩从57名中挑选出25名,再在第二轮中挑选出20名,“但在此过程中落选的5名少年看上去十分失落沮丧,又重新让他们补习算数,之后再对其提问,待他们一一回答正确后,重新让其加入青年团”。

  亲历者讲述

  91岁老人讲述当年加入“青年团”

  三灶部分亲历日军侵华的幸存者向证实了特报中的内容。现年91岁的钟泉早年就因“聪明好学”被日军选拔加入青年团,

  老人回忆,当时日军翻译告诉村民,参加青年团,学会日文才有工作,学不会就只能做一辈子苦力。他不愿给日军当一辈子苦力修机场于是参加了,随后入读日军在岛上开办的“兴亚第二国民学校”(其遗址现存于三灶正表村)。

  在“青年团”学习一周日文后,钟泉随后被征用到日军三灶医院打扫卫生,负责抹桌子、扫地,工作轻松了些。他后来买来一本日文书,并在日军台湾翻译的教导下花了两年时间学了一口流利的日文,又跟日本医生学会打针,最终成了一名保健医生。

  除了应日军“宣抚”的要求时常背着药箱给乡民打针,钟泉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每周定期对三灶慰安所消毒,并给日军从香港、广州、朝鲜等地劫掠来的慰安妇擦洗身体消毒。

  抗日战争胜利后,钟泉害怕自己为日军工作的经历被视为“汉奸”,偷渡澳门,直到几年前才因为年迈思乡,回归故土颐养天年。

  1938年10月,日军在特报中称,贫民调查活动已经结束,最初原有200名,经调查确定为贫民的实际只有85名。“这里所说的贫民指的是需要人扶助、自身因年老、年幼或身体残障缺乏劳动能力的人”,“针对这些人群采取的临时措施有,分发无人村残留的稻米,并将自治维持会今后贩卖物品所得利润或无主农田所得收获的一部分资助给这些贫民”。

  其时,由于三灶居民的物资供应被日本福大公司垄断,产品价高质劣,引起民众反感。日军在特报中还批评福大公司的这种销售策略“无可取之处,有悖宣抚支那人的目的”,并决定以台湾市场价格为中心,对商品价格执行严格监管,并废除商品零售制度,改为福大公司批发给自治维持会进行销售,“通过以上措施来弥补之前销售渠道的弊端,并创立自治维持会基金,打开自治渠道,并对财务进行严格监管”。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宣抚措施”,只是日军消磨三灶百姓反抗斗志的权宜之计。日军骨子里并不信任三灶居民,为此在特报中强调:“但支那人毕竟还是支那人,即使对上述留守者也绝未放松监视、解除警戒”。

  但客观来看,76年前三灶日军对待中国民众的手腕确实很高超,并起到了一定效果。91岁的钟泉在接受采访时对日军态度矛盾,一方面畏惧、痛恨当年日军大**时的凶残,另一方面又感念与其一起共事的日本军医和护士“一直待他不错”。

  负责翻译这份日军档案的彭佳莉说,自己一边翻译,一边感到震惊,以前总以为日军侵华时只有杀戮,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拉拢人心的手段,其中不少措施现在看来都不过时。

  下转AⅡ04

标签: 珠海新闻

渝ICP备2024022750号-1

Copyright©2004-2024 3158.CN. All Rights Reserved 重庆市上台九悟酒销售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3158招商加盟网友情提示: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