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病”药在何方？

陈Sir扬言（第1627期）

城管“病”是由大城市病引起的，而在社会急促发展中急剧膨胀的大城市病基本上是无方可*的。

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城管的报道，其动机如开篇所言，“城管执法”体制内的人如何思考？这群“熟悉的陌生人”有着怎样的隐秘心声？南方都市报通过大数据分析与个案描摹，力求呈现这一群体*本真的一面。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读后感。

这篇报道虽很长，不乏数据也不乏细节，还有多个人物故事，读起来难免花多眼乱，但是按照中学语文教师教导的读书方法，归纳出来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一点：做城管很难，做城管很无奈。掩报沉思，去年9月操作的广州小贩调查也可以归纳出来：当小贩很难，当小贩很无奈。当我们读城管的故事时会倾向于同情城管，当我们读小贩的故事时，我们会倾向于同情小贩，当我们把两篇报道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手足无措。必须强调的是，广州城管并不是小贩管理队。管小贩只是他们工作中的一部分。广州城管负责人对坦言：目前，城管执法共有321项执法权，而荔湾区综合执法有2400多项执法权，对于荔湾区基层中队来说，不要说看完这2000多项执法权的内容，恐怕连执法权目录都读不完吧。

显然，体制有问题。城管长期处于**风暴中心，不管城管打小贩还是城管被小贩捅刀，体制都不能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所以很多人说，城管和小贩都是体制的受害者。但是体制又能怎样？**取消城管制度是不是一个行得通的方案？现在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城管的城市吗？我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后，也觉得这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哪怕取消了城管制度，比如广州市那300多项执法权所涉及的事情，荔湾区2400多项执法权所涉及的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去执法啊。取消了城管，也一定要有小贩管、卫生管、违建管、噪音管……那不是都一样吗？换个名头，换身制服而已。这些问题哪怕我们已经知道城管这一群人本真的一面，我们照样找不到解决的头绪。

我们小时候的广州是没有城管也没有烧烤档的。那时候的广州，夜晚的空气是清新的，没有刺鼻的烧烤味。记得也有走鬼，悄悄的，街头巷尾而已。那时候的广州人很少。现在的广州人太多了，越来越多，广州也变得越来越大。说实话，博士硕士身怀绝技的人会有几个来广州，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本事的人都已经各安各位，城市化城镇化的历史性进程给城市带来的更多的是大量受教育程度较低谋生技能较低的劳动力。从人文的角度看，城市没有任何理由把来自任何地方的人拒之门外，他们也有个人发展的天赋权利。但是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城市容量的确有限，当大量的外来简单劳动者连送水的工作都找不到，他们不去做“走鬼”又能干什么？打道回府重新开始农耕人生？莫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就是他们出生在城市的第二代也早已回不去故乡。但是城市又不能为此让无序甚至混乱固化为常态。因此才有城管这个体制，才有这个体制带来的所有冲突。当然，把城管制度的一切合理性和不合理性，全部归咎于外来人口涌入的问题也不**客观。比如说建筑工地噪音，公共场所吸烟和违建等，有的就和外来人口没有半点关系。但是这也是城管非常头痛的事情———当然也是市民非常头痛的事情。

有人问，城管英语怎么说？可惜因为外国没有城管，所以英语没有“城管”对应的单词。*正确的说法就是“chengguan”。这种中国式的头痛就只能够看中医了。就目前而言，我看不到一丁点儿****的希望。症状病因都清楚，就是不知道药在何方。说到底，城管“病”是由大城市病引起的，而在社会急促发展中急剧膨胀的大城市病基本上是无方可*的。□陈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