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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笠。《蓝衣社**》
当墨索里尼和***在欧洲崛起之时，中华**的*都南京，一个秘密组织也宣告成立。它*初的名字叫“力行社”，随后权力版图扩张，党羽遍及全国，在坊间赢得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字：蓝衣社。
**时期的***派系林立，但*大的三个派系是CC系、政学系和黄埔系。“不严格地说，黄埔系概指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他们保持着对***效忠的强烈结合力……黄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1938年期间，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秘密团体，一般称为蓝衣社。”美国学者易劳逸在《剑桥中华**史》中写道。
***持续多年在非公开场合表达对蓝衣社的某些赞赏，直到1935年，他才起疏离之意，蓝衣社也渐被解散，由“军统”和“三青团”所取代。
“力行社”面世
一种认为是***发起，另一种则坚持其创办人为刘健群
1932年7月，天津《大公报》正式电询***，有无组织“法西斯蒂”(法西斯)之事。
刚刚过去的一年，于***恍若过山车般命运。他在中原大战中战胜反蒋同盟，巩固了权力基础，共产党却在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如此，汪精卫等人在广州亦另组政府。但如果没有外患，这些都不构成大问题，摆在他面前的*大军事威胁来自日本，以及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激进抗日力量的挑战。长江淮河的洪灾，加剧了政权的危机。
***在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此次下野的时间同样短暂，1932年3月6日，他从溪口重回权力中枢，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的复出，表明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还不可或缺一个铁腕人物。他显然也在考虑如何在内忧外患之下，走上民族自强之路。几十个黄埔军校毕业生发起成立的“力行社”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他的视野。
关于力行社的面世，有几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发起，另一种则坚持其创办人为刘健群。而蓝衣社元老邓文仪之子邓元忠则在《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中表示，力行社*早的倡导人是黄埔军校4期步兵科学生滕杰，在力行社存在接近半年之后，1932年3月1日，***才在南京中山路励志社旧址主持宣布力行社正式成立。社长由***亲自兼任，滕杰为*任书记。
而在滕杰等人发起力行社之前，***就在1931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会议开幕词中，表达过对法西斯主义的赞赏。他认为，当今世界三种主要政治理论中，共产主义和自由民治主义均不可取，惟独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依国家机体说为依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至高无上为实体，国家得要国民之任何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先后，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有效能者……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蒋中正《自反录》，台北影印版，第二集卷三)
所谓“国家得要国民之任何牺牲”，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已成为很多黄埔同仁的信仰。
其实并不只是中国，上世纪30年代，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全球自由主义的衰落期。一战后，法西斯*先兴起于意大利，而后在德国有了极致发展。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中这样描写极右理念法西斯的风靡：“1930年代右派之盛，当时看来显然就是人类未来希望所寄。某位政治学泰斗说得好：‘东欧的独裁君主、官吏、军人，还有(西班牙的)佛朗哥，纷纷以法西斯为师……实在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啊。”
就在力行社正式宣布成立后不久，外界传出***已有效法法西斯的具体举动。
但当时***在公开场合并不肯承认这一点，他一贯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信徒的姿态示众，俯视其他任何主义。
面对《大公报》的电询，***不仅否认法西斯主义，还抨击说：“人欲仿效意大利之所谓法西斯蒂之组织，来强行之于中国，是何异共产党欲以中国为共产化。故中正可以坦白直率，答复贵报曰：中正生为中国***之党员，死为中国***之党魂，只知中国革命的组织，惟有一个中国***的组织。”
暗杀事件
《**》加剧民间恐惧印象
***之所以否认效法法西斯主义，一个重要的考量似乎是担心党内抨击他背离了三民主义。
早在1927年4月18日，他就在庆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演讲中说：“有许多人批评我说，***现在做了土耳其的基玛尔；或者说***已做了意大利的蒙梭利尼(墨索里尼)，这种议论就是要形容***是一个军事独裁者罢了。各位同志，我***还不配做基玛尔，也不配做蒙梭利尼的。我只要做我们总理的一个忠实信徒，本党的一个忠实党员，就是我们总理的三民主义实行者。如果我有违反总理主义的时候，随便哪一个同志，都可以来打倒我，都可以来枪毙我……”(引自《申报》1927年5月4日报道)
不仅有党内制衡力量的掣肘，***还需面对社会抵制。在《大公报》就组织法西斯一事询问***之前，北平等地刚刚发生学潮，反对法西斯蒂教育。《申报》6月28日即有《保定学潮形势严重》的消息称，“保定学联代表陈伯群、邓以诚谈，学生因反对法西斯蒂化敎育，各校开除二百余人，二师被围已五日，绝食三天，同学杀犬剥树皮充食、请(北)平学界援助。”
从当时主流媒体《申报》关于法西斯的报道内容看，基本都持否定态度。
在这种语境下，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主体的力行社，一开始就具有秘密结社的特点。他们很快发展出两个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广为人知的“中华复兴社”是三级组织，它成立于1933年春天。“蓝衣社”名字的风行，来源于力行社核心成员刘健群1933年印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国***蓝衣社》。
抗战时期，汪伪统治区内1942年出版的《蓝衣社**》，进一步加大了民间对这一特务组织的恐惧印象。它的署名作者陈恭澍原为军统上海区区长，后被汪伪特工逮捕，故对蓝衣社**知之甚详。但晚年在台湾的陈恭澍于回忆录中否认《蓝衣社**》出自他的手笔，而是汪伪特工编造出来的。他并称确有复兴社、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但蓝衣社是日本人以讹传讹叫出来的。
“其所以名为蓝衣社之含义，系以蓝衣代表朴实，以蓝色象征稳健，朴实者相对当时之浮华气象，稳健者比较独裁为温和折衷。”但《蓝衣社**》话题一转，以军统局长戴笠为例，称蓝衣社是“凭欺骗取得信任，用恐怖获得屈服”。
在这部书中，大部分篇幅用来讲述的是蓝衣社主持的暗杀事件。从唐绍仪、史量才一直到周凤岐、陈籙。
现在我们知道，唐绍仪(中华***任内阁总理)被刺前是日军拉拢对象，而周凤岐谋求出任伪浙江省长，陈籙则已任伪职(“中华**维新政府外交部长”)，他们因此被暗杀；《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则代表政治异见势力被蓝衣社灭口的案例。
《蓝衣社**》呈现的是一个被简化了的蓝衣社，甚至连其暗杀汉奸也被污名化。事实上，蓝衣社的理念和表现要复杂得多，在成立初期，未尝没有励精图治的清流企图。
复兴动机
从“武汉清流”到“新生活运动”
***1933年复出后不久，就在6月间去武汉剿共。刚刚成立的力行社，有15人随行。一场声势浩大的“武汉清流”运动开始展开。
作家丁三在《蓝衣社》一书中，对此有详尽描述。他力图向读者证明，蓝衣社之初，有强烈复兴**政府、整治官僚流弊的动机。
接下来全国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中，也有鲜明的蓝衣社影响。“生活军事化”，是理解新生活运动的一个重要维度，它意味着军权对民间社会无远弗届的渗透和干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理念，和他们在现世的短暂成功，一再激励着他们。
出版于1933年的《革命与战斗》周刊可以作为一个解读样本。该刊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编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黄埔军校政训处的官方意见。介绍法西斯主义，是该刊*重要的旨趣之一。它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法西斯主义的什么内核这样吸引他们？
以1933年10月1日出版的《革命与战斗》第二卷第五期为例，第一篇文章《又来了一个铁腕总理》，清晰展现了他们对欧洲法西斯政权的态度：“意大利得铁腕总理墨索里尼而变强，德意志得铁腕总理希特拉(***)而复兴，奥国得铁腕总理陶而斐斯(陶尔斐斯)，亦将复兴与？陶而斐斯能否复兴奥国，当以其能否运用铁腕，施行强力政治为断。”
该文特地引用陶尔斐斯“议会政治在奥国已成陈迹，或将永不再见”的讲话，并因此宣称：“观此，可知奥国政治，亦已步上法西斯化的强力政治，其将步武意德而成功必矣。”
该期刊物还有两篇相关文章，一为署名伯轩的《法西斯之行动的理论》，一为《法西斯国家之国际关系》(明庵翻译自英文著作《法西斯主义之经济基础》)。这两者都以介绍法西斯主义为目的，其中，《法西斯之行动的理论》所做的*后结论是：“我们可以说法西斯的理论始终是一种行动主义的理论；其根本精神在笃实力行。这就是法西斯理论的中心，亦即其价值之所在。但是在这民主政治暴露其虚伪无能，阶级斗争横施其杀人放火的现实世界，当然‘以笃实力行来求打破危机安定社会’，成了各国普遍的要求。然而这普遍的要求乃是基因于时代的需要，并不是单纯地模仿以潮流的迎合，此为我人应知之点。那就奉行遗训好了，何必要主张仿效外国制度。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时代需要，必得适应中国时代需要的制度，才是健全的制度。这适应时代需要的制度，只有中国自己可以制造，断非外国人所能代造，更非外国的现成制度可以移用。”
这篇文章显示出黄埔军人内部对法西斯的复杂心态。在承认法西斯主义令意德等国变强的基础上，他们又担心三民主义的失落，故进入一种以“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的理论建构中去。
按照美国学者魏斐德在《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的说法，以陈立夫、陈果夫为*的CC系，也跟法西斯在中国的形成有关。这意味着，在***的三大派系中，至少有两个，其主体都曾被法西斯所吸引。
从效仿到反对
蓝衣社解散，一直较为独立的特务处在戴笠的领导下改组为“军统”
蓝衣社的训练手册承认，社内很多同志认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法西斯主义”，但话锋一转，即称这是一个会使人产生误会的理解，因为一旦模仿外国人，必然会使蓝衣社无视中国的特殊性，也认识不到“三民主义”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完整意识形态纲领。
1936年的蓝衣社，做出这样的表述并不奇怪。因为，按照蓝衣社创始人之一萧赞育的说法，许多力行社员，包括***在内，对法西斯制度曾有过浓厚兴趣，但这种兴趣自1935年起开始减退，***在那年对有关法西斯的资料，常批“不值一看”字样。
在*近出版的关于***的传记中，美国学者陶涵并不相信法西斯主义曾令蒋如此着迷，虽然蒋钟情于德国的成就。“蒋和日本人不一样，没有兴趣复制纳粹思想的主要面向，如种族优越论、领土扩张和征服世界。他的日记中从来没有提过，更不会有欢迎字句记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任何里程碑事迹，如***出任总理，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德国成为一党专政国家，或是***被封为国家元*。无论就目标和手段而言，蒋都不是法西斯分子。”
这种对***理念判断的分歧，和对掌握资料的真伪判断有关，也和对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有关。但正如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41-1949》中所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和***的法西斯也存在差别，譬如1938年以前，墨索里尼本人领导的运动，根本不见反犹太人的影子。
易劳逸对1927年建都南京后***政权的评价是：它既不是极权主义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领域中不稳定地处于二者之间。
1935年可能是***抛弃法西斯主义的关键年份。这一年十一月召开的五全大会，***明确指出“领袖问题不准提出”，拒绝了总裁制；此次会议的***中委改选，妥协色彩甚浓，尽可能容纳了更多的政治派别。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对政治制度的思考与困惑：“联邦？自治乎？地方分权乎？中央集权乎？内阁制？总统制？委员制？独裁制？”他考虑着将要行宪。
时间没有给他太多回旋的余地。西安事变改变了抗战准备期的既定安排，匆忙上阵的中华**，打得异常辛苦。***开始解散蓝衣社，*后一任力行社书记长康泽筹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而蓝衣社内一直较为独立的特务处，也在戴笠的领导下改组为“军统”(军委会调查统计局)。
在这之后，***和他领导的黄埔军人，开始旗帜鲜明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黄埔旧闻
《日报对我造谣：中国根本无蓝衣社组织，社员赴华北活动实无稽》
(南京)近来日本各报社对我国国情常造谣中伤，日昨又造作蓝衣社社员二百名潜入华北活动之谬说。中央社卅日晤某中委谈及此事，某中委笑称所谓蓝衣社者，只为神经过敏者脑海中所幻想之社团，中国根本即无此种组织，二百名蓝衣社社员潜赴华北活动之说，当然更为无稽。某中委并谓，值此中日双方当局互谋亲善之际，希望日本新闻界对于足以妨害双方情感之纪载，加以考虑云。(1935年10月1日《申报》)
专题顾问
曾庆榴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教授)
李杨
(广州市社科院黄埔军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总策划：王海军龚慰王景春
总统筹：王莹刘丽君李艳
田霜月王卫国刘伟
分组统筹：韩福东
采写/图片翻拍：*席韩福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