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中国宏调政策需改向供给端

■瑞士信贷董事总经理兼亚洲区*席经济师

中国宏观政策正在遭遇罕见的尴尬。决策层在反周期政策上做得很努力,但是效果却不彰。经济刺激措施连续**,但好像是**在唱*角戏,几乎得不到民间资本的响应。2010年那种**四万亿刺激措施登高一呼,民营投资揭竿而起的情形未见到。刺激措施的乘数效应每况愈下,颇有强弩之末的感觉。政策搭配上也有意思,明明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却超稳健;明明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却超积极。财政政策不够积极,是因为财政收入增长大幅下降,地方卖地收入大幅下降,年初时预算财政赤字2.3%,如果全口径计算,今年财赤突破GDP3%的警戒线不出奇。

近十几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上清一色针对需求端,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作逆周期调节,其中2005-2007年的货币政策收缩、2010-2013年的四万亿和断断续续的房地产调整为其代表作。无可否认,需求端政策在调整消费、投资甚至出口上,为纾缓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做出了贡献,更曾在**金融海啸时起到过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逆周期政策虽然一时间垫高了需求,维持住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过久而久之也催生出经济的失衡、错位。笔者认为,在中国需求端政策不仅政策效用递减,呈强弩之末态,而且对结构性调整力有不逮,甚至延缓着必要的调整。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辉煌,三次供应端政策突破功不可没。**次是改革开放,从制度上突破了旧的计划经济的经营模式,释放出*大的制度红利,提高了生产力。第二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经济特区政策,与当时的**化生产趋势接轨,令中国制造业出现跳跃式的发展,中国一举成为世界加工厂。第三次是中国加入WTO,一方面中国产品涌入世界各个市场,另一方面打通了内部市场的经络,经济再次腾飞。

笔者认为,中国需求端的宏观调控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不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的空间扩张,而是这些政策对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提高生产力、引导新需求,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今天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投资项目,而是民间迸发出**性和投资**。

今天中国不是没有需求,涌向海外市场近一万亿元的购买力就是现实存在的购买力,但是目前中国所提供的产品,无论从产品品种上还是产品质量上,均与消费者所需要的不匹配,于是出现了旅游者去日本买马桶盖、去韩国做整容的现象。今天中国的问题未必是总体消费不足,而是供应与新型的消费需求不匹配。

今天中国民营资本也不是**没有投资意欲,如果**能够在制度上、准入上放开,在税率上、资金成本上为企业降低成本,只要企业可以赚到钱,民间投资自然会出现。

笔者相信,中国经济要想走出目前的结构性困境,唯有求救于供应端经济学,从制度突破、国企改革、减税、活化小微企业、**具有人气的新型消费产品入手,从打破垄断、消化过剩产能、控制财政赤字入手。要中国经济“芝麻开门”,口诀是“供给端突破”。

(转自《财经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