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无讼”社会理想

海侃春秋　

(史评新闻)

珠海的法律顾问进村居活动，充当调解员的角色，通过不断地讲理，讲“以和为贵”，少用法律武器，解决农村矛盾，村民**案件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而人民调解的案件则同比上升了38%，对农村基层的“生态”起到了改良作用。

注重调解而不是动辄找上级**“解决”，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或者说司法理想，且调解制在西周时就已出现，《周礼·地官司徒·调人》记载：“调人掌万民之难而谐和之”，就是讲调解民间纠纷以达到社会和谐。

在孔老夫子看来，一个“必也，使无诉乎”的无讼社会是他所憧憬的。而且他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任鲁国掌管刑狱、纠察的司寇时，遇到一件父告子的案件，儒家讲父慈子孝，不主张父子撕破脸皮，所以孔子便把他们拘押起来，三个月不审理，大约是父亲有了恻隐之心，请求撤销诉讼，孔子就把他们释放了。这一对父子出来后，相拥而泣，很是后悔，发誓“**不讼”。

孙季听到这事后，认为孔子讲的以仁孝*国是假的，你不把父亲要告的儿子杀掉，算什么孝道呢？孔子则说，*理国家应该*先教化人民，教化之后才适用刑罚，而教化就包含了不断地讲理调解，来减少使用法律武器。这就体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的儒家思想。

正是注重“和为贵”，不主张动不动就使用诉讼，所以历代特别注重调解，赋予基层官员调解之责。比如汉代，在县以下的乡、亭、里设有长老、里胥、啬夫一类的小官，他们担负乡里教化之责，调解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只有这些基层小官调解不了的纠纷，才会到县衙起诉。

唐代确立“德主刑辅”的法律原则，也是重道德教化的原因，除了类似十恶之类的重大案件，多主张通过调解息讼来解决纠纷。比如唐代县官况逵曾经处理一件兄弟争田的案子，他不是急于立案审理，而是分别送给兄弟《诗经》中的“伐木”诗，为他们朗诵和讲解诗的教育意义，两兄弟听了很受感动，大哭一场，和好如初，并视争执为耻辱，这种以理、以德感化争执的办法，节省了很多的司法成本。

至两宋时，调解被引入司法程序，成为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这样就出现了民间调解，宗族调解和官方调解的调解格局，地方官吏以“职务教化为先，刑罚为后”，“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息教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爱友”，力求**无人争讼的太平*世。后世基本承袭此制，比如明清的乡约里正都负有解讼之责，《大明律》规定：“凡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

中国的调解制度是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思想文化有关的，其在处理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思想在当代社会中可能不一定显得合时宜，但在村规民俗保持稳定的珠三角农村“法*生态”中，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