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论]林骏专栏:从潘绥铭教授被处分谈起

教育话题

林骏专栏

日前，媒体报道**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潘绥铭因为“科研经费使用不明”受到行政处分，从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被迫提前退休。潘教授长期研究中国的性工作者，事件的肇因是其中牵涉到给性工作者访谈报酬的支出，很多开不出发票。细节披露之后，公众对此表达了莫大的惋惜，相当多人甚至为潘教授鸣不平：一个以大量研究成果证明了自己对学术与社会贡献的学者，对其如何使用研究经费，我们的制度还不能给予信任吗？

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来说，潘教授面对的财务难题并不新鲜———要求所有支出皆须用票据冲抵的报销制度，正是建基于对人的不信任。在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中，例如做访谈和调查问卷，劳务是*重要的支出。调查人员的工资可以直接打到银行卡上；对于受访者，耽误了人家的时间也应该给报酬。理论上，如果对方是单位，可以请对方出发票，如果是个人，请对方签劳务单，填上姓名、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等个人资料。

但是这套规矩在真实世界中经常行不通———不少单位只会在匿名的前提下才提供有用信息，受访者多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结果是发票和劳务单都拿不回来。潘教授的遭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要研究的是性工作者，这个群体对个人信息高度敏感。从研究伦理的角度看，尊重受访者的选择，保护其个人隐私更加是应有之义。让她们出发票或者填劳务单，真是坐办公室的官才想得出来的程序。笔者要问，相关财务部门是否真的觉得，潘教授在这些场所里做的访谈，可以开一张抬头写着“中国人民大学”，内容为“受访费”，收费方注明为“某某桑拿”或“某某技师”的发票回来报销？

可能有人会觉得，不提供票据是在为难财务部门，甚至会问，难道在国外的高校就可以不用拿发票报销？发达国家的研究机构，在遇上类似情况时大多采用一套基于信任的报销制度。对于相关支出的审计，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合理性。例如，当研究人员无法让受访者提供票据，替代办法可以是用原始档案比对访谈个案数与报销受访费，这不是更加合理吗？国内的财务是否就从来都不能接受非发票的报销凭证？事实上，很多学者参加境外的**会议，拿回来的收据往往只是组织者签名的一张便条，很多连公章也没有，国内的财务一直都可以接受，因为这是惯常做法。但是，轮到在境内发生的支出，财务却只认发票，还几乎**不接受解释，不论是否合乎情理。

面对如此脱离实际的报销制度，中国的社会科学学者们只有两种选择，**种就是像潘教授这样，实事求是，没票据就是没票据；第二种就是作假，找其他发票来充数，或者找其他人来签名代领劳务费。结果呢，现在大家看到了。

(作者系广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