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经理人如何扎根“东土”？

现代职业经理人制度诞生于以“逐利”、“冒险”、“契约精神”和“严刑峻法”为代表的美国，要想使之在以东方文化为基础的中国落地生根，我们应该做好怎样的理论准备？

“两权分离”的动态调整

现代公司*理中的“两权分离”，是指所有权和经营权（控制权）的分离。它是股份制大公司成立的内在要求，也可以说是西方职业经理人制度的逻辑起点——如果没有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就不会出现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看，西方人对**的追逐和勇于冒险的精神，促进了现代大公司的诞生；而其契约精神和严刑峻法的系统**，则为两权分离提供了制度基础。这与中国有着很大区别。

且不说中国人看“人品”、讲“人情”、重“然诺”，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单从经营目标上看，我们的国有企业就与西方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美国人“逐利”、“冒险”、“短期导向”的文化倾向，以及相对成熟、透明、机制完善的市场环境，促使企业更加注重收入、利润、增长率等硬性指标，否则股东们就会选择“用脚投票”——卖出股份，将公司一脚踢开。而我们的国有企业，除了要增收节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重要目标，诸如：促繁荣，稳就业，**国计民生，等等。

在这样的“内隐目标”之下，国有企业就很难实现**的两权分离。在个别时候，**的间接调控乃至直接干预都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在失业率**不下时，你就不能随便裁员，甚至还要强制接受一定比例的**干部、残疾人员、应届大学毕业生等；在物价持续飞涨时，你就不能囤货惜售，更不能哄抬物价，而应该平价供应、稳定市场。

因此，纯粹的两权分离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是难以实现的。多数情况下，它都会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在经济正常运行时，就放一放；在特殊情况下，就收一收。有经济学家称之为“国有企业的悲哀”，而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为国内特定情境下的必然。道理很简单，当企业财务状况不佳时，美国股民可以随时把手中的股票卖掉，中国**能吗？如果企业一亏损，**就将其推向市场，那我们还是****国家吗？现代管理强调“责权利对等”，我们既然有责任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就应该在特定条件下拥有一定的干预经营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