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摩”与“禁牌”不能模棱两可

深圳“禁摩”逾十年，至今仍存争议。为自己的摩托车在深圳上牌遭拒，柯南诉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的行政诉讼案，会成为撬动深圳禁摩政策的支点吗？

其实，“禁摩”与“禁止上牌”不能**割裂开来，一边“禁摩”，一边“上牌”就是自相矛盾。关键是，“禁摩”与“禁牌”是一个结果，却存在两个不同的法理依据，出现彼此不一致的现象。

很显然，深圳市公安局于2007年10月25日发布的《关于深圳市摩托车提前报废及补偿的通告》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深圳经济特区内将全面禁止摩托车行驶。其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采取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

问题在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的行政措施是否具有临时性特征，能否对某种特定工具进行**性限制？对摩托车“痛下杀手”进行大范围持续性限制，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尤其对于“禁止”这样的严厉手段，明显限制公民权利和增加公民义务，仅拿《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来推理，其依据是否充分、法理是否充足？而且，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实施法律授权行为、采取交通管理措施时应当“无差别”，“专门”针对摩托车**歧视性措施，这样的“殊同”是不是有违公平、公正原则？

换言之，公安机关对某种机动车采取的全面禁止通行，到底是行政许可的范畴，还是一般的行政措施？车友状告车管所的依据在于，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深圳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的规定，其所购买的摩托车已具备办理机动车登记的条件。也就是说，机动车登记是典型的行政许可，应当适用《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不颁发“营运证”，不让其上户口，是不是违反《行政许可法》？单从现行法理依据看，把《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视同“禁止上牌”，似乎有“拔高”之嫌疑，不能不说是行**力的变相扩张，即直接避开了行政许可的规定。

需要交待一下，“关口前移、源头*理”的道理谁都懂，将“禁摩”推而广之，与“禁止上牌”只能“合二为一”，避免形成“各自为政”的格局，那种一边全面禁摩、一边允许上牌照的逻辑是站不住的，从管理角度来说也不合适。深圳即便全面禁摩，违规上路依然“积重难返”，如果放开牌照，等于是上游放水下游堵坝，这与*上浇油有何区别？

总之，法律应当具有明确性，这一点毋庸置疑。行政许可和行政措施存在着外延和内涵不够清晰，相关法律间的协调衔接不够，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导致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这既凸显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条款不够清晰，也反映了《行政许可法》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乏力。要从根本上解决困惑，摆脱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从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来看，必须设定一个可供执行的标准，在进一步界定行政许可内涵的同时，进一步规范行政措施，避免模棱两可，以实现法律体系在相关规定上的一致。

陈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