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给法官以合法性审查的底气？

苦丁茶

(铭哥说法)

车主状告佛山交警“捆绑执法”一案，于日前经**裁定准许撤诉。而作为协调条件，交警方面终同意为原告办理年检。不过，这看似“**”的个案**，恰也呈现了当下司法的尴尬：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否，**何以竟没有底气通过判决来亮明态度？

在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承办法官刘应东解释称，交警是适用公安部的行政规章《机动车登记规定》：“在没有处理完交通事故之前，可以不核发年检标识”，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却规定，只要申请人能提供合适的年审材料，且机动车经过检测合格的话，就应予以发放检测合格标志。所以，这就出现了法律与部门规章的冲突，而依《立法法》相关规定，应优先适用上位法。

依此逻辑，**似可直接判交警违法、败诉。何况，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审理行政案件，并不适用调解。又何必费如此大力气去协调？一个可资对照的案例，是2003年那宗**的“洛阳种子案”：原告主张适用《种子法》，被告要求适用《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而两者在种子价格的规定上实有冲突，即到底是要依“市场价”还是“**指导价”。此案的审判长李慧娟在院审委会的同意下，终支持原告，并认为河南的地方性法规因与法律冲突而“自然无效”。这激起了河南人大的强烈反响，认为这是严重违法行为，要处理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随后，洛阳中院只好作出决定，将签发判决的副庭长撤职，并免去李慧娟的助理审判员。

在**漩涡中，上述撤免决定终未提请洛阳人大常委会讨论，而没有正式履行。但法官“依法审判”却要付出这般代价，恐也超乎所有人的心理预期。当然，更“安全”的做法，在相关法律上其实也已有规定。比如《行政诉讼法》就有：“人民**认为地方人民**制定、发布的规章与***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不一致的，以及***部、委制定、发布的规章之间不一致的，由*高人民**送请***作出解释或者裁决。”而在实践中，如发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与法律冲突，一般是先中止案件审理，再层层上报至*高法，由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后，**则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或修改后的新规，恢复审理、做出判决。

根据我国宪法的制度安排，行政、司法都受立法机关监督，并对其负责。它们之间有分工，却无制衡。因此，**确实无权审查人大的立法是否具有合宪、合法性，至于法官，当然更无此职权。另依《行政诉讼法》规定，**审理行政案件，要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如对照禅城**此案，法官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判断，终也不能自主做出判决，直接认定交警违法。

不过，此案的价值显然并未就此被彻底削弱。针对车检是否应“捆绑”交通违章，以及程序上如何衔接、调整，通过此案也足以说明，确有重新修订之必要。这也正是**依法审判对法治化进程的推动和“馈赠”。与此同时，我们也寄望**，不仅能继续坚守住宪法与法律的底线，还能更有底气地对违法的行政行为真正说不。

(@法治门徒邵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