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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与***在***城楼。
李敦白(1921-)的一生曲折而**，入大学不久即秘密加入美国**党，又因为“二战”的机缘，他以美**人的身份来到中国，然而没有打过**仗即赶上日本投降。接到退伍命令的他，却和昆明的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头。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去延安教***学英语。他乃设法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身份留在中国，继而于1946年秋转赴延安，从此开始他投身中国革命长达三十余年的历程。晚年忆述时，他慨叹当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中国一呆三十五年，并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三十五年间，李敦白的主要身份是中国对外广播的**顾问，其人生“鼎盛”，是“文革”初期成为中国*积极也*具影响力的洋人造反派和可以“通天”的风云人物，一度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广播事业局局长；而其人生“低谷”，是两次被误认为美国间谍而入狱，被单独监禁长达16年(1949-1955、1968-1977)。如此深度介入革命，并有如此跌宕起伏之人生体验的外国人，李敦白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近阅读了李敦白的两本回忆录：一本是《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以下简称“红书”)，一本是《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以下简称“我书”)。一般人写回忆录，*常见也*难避免的，是以晚年的“后见之明”回溯前事以及选择性忆述。而李敦白的回忆，不仅呈现出罕有的坦诚，且尽量避免“后见之明”的影响，试图“再现”自己“当年”的所思所为。书中描述了一个充满理想的美国男孩是如何被中国的革命者点燃心中的火苗，如何倾其所有献身中国革命，但同时也如实述说了这些梦想后来又怎样引领他及其革命同道者步入迷途。
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
李敦白晚年承认，若不是美国人，他在反右至“文革”初期的**运动中也许不会那么“左”，那么激进。因为他是美籍中共党员，为了获得中共党组织的信任和好感，不断提醒自己，要“比红更红”。“身为美国人，我觉得有责任不让美国人成为中国革命中的污点”。尤其是坐过六年监狱出来后，“我害怕再犯错误”，“我做的每件事都带有着强烈的动机，就是证明自己是个忠诚的**党员。”“我私底下盘算，如果我能‘红’得彻底，就能避免在将来再次遭到怀疑和攻击。”“我害怕组织对我的猜忌永远不会终止。”“我也想要归属感，我想被接受的欲望并未因监禁一事而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了。”(红书122)为了避免再犯错误，只有“紧跟形势，紧跟毛主席”，“紧跟的结果，当然就是在左道上越走越远。”(我书93-94)
这样的心态，甚至表现在他择偶时的考量。第一次入狱前，他曾和一位漂亮的中国姑娘魏琳结婚，等他出狱时，魏琳早已改嫁。当他准备再婚时，更多从**上考虑，所选择的对象玉琳虽不漂亮，但“是一个优秀坚定的党员，其无产阶级背景更无可挑剔”，“我可以信任她，帮我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我需要这样的伴侣让我远离麻烦。”(红书128)当然，重出身和**面貌的择偶观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在之后每次**运动来临时，李敦白总是焦虑自己再度被误解，因而总是积极投入。“如果我积极参与这个运动，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再被误解。”(红书125)反右运动开始后，上面要求他所在的广播事业局必须“揪出”一名右派分子，虽然他认为广播事业局没有一个人符合右派分子的标准，然而他仍协助单位领导将陈为熙划为右派，其后反右运动波及他的朋友温济泽头上时，他虽然内心认为温氏冤枉，但仍参与了批斗温济泽的大会。李敦白承认，这是他第一次参与迫害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朋友，而他这样做，是求自保，因为他当时*大的焦虑是觉得自身难保。“只要风吹草动，我的心脏就开始狂跳，整天惴惴不安。”(红书142-143)
如鱼得水，积极参与“文革”
李敦白坦言，“文革”开始后，批斗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梅益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支持者、保护人、上司、顾问和朋友。”“我认为他真诚关心革命，也是行家里手。同时我也有个人顾虑。不少人知道我和梅益关系亲密，我担忧自己会被打成同谋，或是故意隐瞒情报，以便保护他。”为了与梅益划清界限，李敦白*终选择参与到批斗梅益的行列中。应该说，因为“怕”而紧跟，只是李敦白心结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他第一次出狱后，被组织安排担任广播事业局的中层领导，他感到重新获得了信任时，又有受宠若惊之感。李敦白自我剖析说，从1958年到“文革”初期，“我在中国**舞台上如鱼得水，一时风头无两，简直可以说是个人生命中的‘黄金十年’。对‘文革’的积极参与，是这种扮演已久的角色的自然延伸，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我书89)在这“黄金十年”间，他获得了***亲自封给他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封号。更不可多得的，他是延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是外国**中仅有的几个中共党员之一。而其他几位入党的外国**并没有得到像他一样的**待遇。当时中国政府让在华外国**享受极高的物质生活待遇(如外国**的薪水大约是其中国同事的七八倍)，**上则将他们隔绝开来。只有李敦白等极少数人例外。
李敦白自认为获得了中共*高层的信任，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联络的某种管道和彰显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性的“道具”，也因此获得了与上层接近的良好机会，每年均有机会见到毛主席，自我感觉成了符号式的“通天”人物，具备相当的**能量。尤其是让他参与《***选集》和一些中共重要文献的英译工作，更让他倍感荣耀和信任。
当他1967年再度被监禁时，有外国**在友谊宾馆贴出大字报，说他“爬得高，摔得重”。晚年李敦白承认，“话虽伤人，却是实情。我是所有外国**中介入中国***深的人，也是受到惩罚*重的人。”(我书89)那么多“文革”中呼风唤雨的人物，很少有人如此坦率地自我剖析在革命狂热背后所潜藏的权力私欲。
选择归国是因为对新时代疏离
即使在十年监狱中，李敦白也一直认为“文革”是对的。他期待中国可以因此建立高度发达的民主，所以对“文革”一直满腔热情，即使看出问题也要坚持，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就能达到理想的彼岸。从监狱出来后，思想也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对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初还难以接受：“我当时(1979、1980)的看法是，邓小平背弃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对他很不满意。”(我书204)
“压垮骆驼的*后一根稻草”是这样一件事：1980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看完这个文件，他就对妻子说，看来我们该走了。很快，他就携全家离开了中国。
李敦白选择回美国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恰是对中国告别革命、转向改革开放的严重不适。
(作者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摘编自《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