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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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程虹向四周环顾了一眼，已经组织了三次的企业家**访问，理事长柳传志**次缺席，因为一次微创的*疗，他放弃了此次长途旅行。
在柳传志70岁的这一年，刚好也是他下海创业30周年，当然这同时也是联想的年龄。
面对而立之年的公司，柳传志颇多感慨，于是动笔给自己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在这三十年中，我们有过无数次要死要活的坎，其中有的是早年间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带来的**烦，有的是我们战略决策错误造成的苦果，这里面有大量的难以忘怀的痛苦。”
1984
在接受一家人物杂志的采访时，柳传志说自己没看过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但1984年对于柳传志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状态，柳传志是这样概括的：“被阶级斗争搞得心惊胆战，被无所事事的生活搞得麻木不仁。”
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柳传志对自己那段人生的描述。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6年，但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计划经济和票证供给的时代。柳传志这一年40岁，月工资78元，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屋顶铺着石棉瓦的“自行车棚”里，在中科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搞一项叫作磁记录电路的研究。
早在1980年的时候，柳传志已经接触到国外同类研究的**成果，这让柳传志异常苦闷，后来柳总结说：他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1984年10月17日，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公司的前身。
从这**开始，柳传志把自己投放到一个**不可预知的人生轨道当中。
在他40岁之前，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阶级斗争，整个中国都非常穷困，也没有办法让个人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让他很痛苦。
40岁以后，他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选择了创业，也知道会很艰难。
曾作为**知识分子的柳传志不得不放低身段去和基层工商管理人员打交道，为了一张审批报表，他得接受一个年轻办事员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斥责。
但即便如此，柳传志也丝毫没有回头的打算。
2014年深秋的**，在靠近住所的一家酒店的会客室里，柳传志向记者回顾了30年前创业的难处：“80年代初成立的公司，遇到的**个大难关就是在社会体制发生变革的时候，法制法规跟不上，人们的思想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混乱的时期。”
这样一个时期，对于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大的考验就是能辨别政策红线，尽量踩在红线里头。
对红线的把握是高明的，也是高风险的：**在红线里走，企业根本发展不起来；而走出红线，风险就无法估量。
“那个时候政策的解释经常是掌握在执行人员的手里头。”
那个时候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电脑品牌，对电脑进口额度和关税实施控制。这样一来，能搞到进口批文就成了中关村电脑公司的生存之道。
联想自然也是争*批文的一员，但柳传志为公司设定的底线是“法律手续必须完备”，“必要的时候要割让掉一些利益”。
1988年，柳传志在香港建立香港联想，因为他发现从香港直接进口电脑要比内地便宜得多。借助各种关系，香港联想拿到了美国AST电脑的总代理。
当时AST在电脑业并不是一个强势品牌，这就让联想在谈判时掌握了许多主动权。由于联想在内地强大的销售力量，AST在内地市场的声势甚至超过了康柏。
“其实当时许多企业都在香港有派驻机构，做国外品牌代理，一些企业的实力比我们只强不弱，为什么他们*后做得没我们好？”
是因为我亲自在香港把关，避免了其他公司因为员工与外国企业串通蒙骗国内公司情况的产生。
在联想AST代理做得正热*朝天的时候，柳传志已经开始想做自主品牌电脑。
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国产品牌对于**品牌毫无抵抗能力，根据凌志军《联想风云》一书提供的数据，1994年，中国电脑市场上**品牌所占份额高达40%，而且AST也不支持自己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另起炉灶。
然而，这一年柳传志硬是克服上述阻力，让时年30岁的杨元庆担起重担，组建微机事业部，销售联想电脑。
不久，国家放开国外电脑进口审批政策，一大批靠代理电脑为生的中关村关门倒闭，而已经先行拥有自主品牌的联想却站稳了脚跟。
这一经历让柳传志总结出“提前动手拐大弯”的经营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运用到后来各个发展时期。
“机会的存在就是要在你做好眼前业务的时候，提前开始进行环境的研究，然后提前动手，拐大弯。等到你企业、行业里边出现问题了，再改，就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