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煤炭大王刘鸿生

刘鸿生，定海城关人。19世纪刘鸿生的祖父刘维忠在上海宝善街开设了一家供人看戏饮茶的"丹桂茶园"。生意还算兴隆。鸿生父刘贤喜，经人介绍，在招商局的轮船上做总账房，除了每月优厚的薪水，还经常利用轮船往来的便利条件夹带私货贩卖，从中牟利，因此家庭生活还算富裕。刘鸿生7岁那年，父亲突然病逝。尽管哥哥继任了父亲的轮船账房职务，收入却减少了;同时，也由于祖父年迈，无力经营茶园，生意也**不如**。全家十几口人生活十分拮据。虽然家中交学费已经十分困难，母亲仍然不愿意让聪明好学的儿子失学。她想方设法，让刘鸿生继续读书，13岁他进圣约翰中学。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发愤苦读，各门功课一直名列**，不但可以免交昂贵的学费，而且每月能领到奖学金。大学二年级时(1906)，美国校长决定送他到美国去学习神学，学成回校担任牧师兼教英文。他因不服从校长培养他当牧师的安排被开除。1906年﹐刘鸿生由上海圣约翰大学辍学﹐至职业学校任教，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老闸巡捕房做教师﹐老闸巡捕房做教师。1908年﹐考入上海英租界会审公廨当翻译。约半年后﹐转入意籍律师穆安素事务所工作。1909年(宣统元年)﹐入英商开平矿务局﹐任上海办事处任推销员﹐为开平煤打开销路。1911年﹐升为开平矿务局(1912年后﹐改称开滦矿务局)买办﹐设立帐房﹐*取佣金。随后﹐又与上海义泰兴煤号合作﹐经销开滦煤﹐分取利润。**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自租船只﹐由秦皇岛装载开滦煤运沪销售﹐约有三年时间﹐*银**余两。1918年为扩展煤炭经营﹐他与义泰兴煤号等伙设义泰兴董家渡煤栈﹐并委托英商壳件洋行经理码头业务。此后﹐他又在上海及长江下游各埠与人广设销煤机构。

刘鸿生1919年“五四”运动**﹐提倡国货﹐**外货﹐使民族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1920年1月﹐刘鸿生在苏州与人伙设华商鸿生*柴公司﹐资本12万元﹐他占3/4。这是刘鸿生资本向工业企业转化的起点。此后﹐他又*资或与人合资设立华商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煤球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丰搪瓷公司﹑章华毛绒纺织公司﹑中华工业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等。到1931年底为止﹐刘鸿生的企业投资(包括公司股票﹑合资股份及船舶码头三项)已达745万余元﹐被称为中国的“煤炭大王”﹑“*柴大王”。1932年11月﹐出任**轮船招商局总经理。

**战争**后﹐刘鸿生在日本侵略军占领区内的企业受到损失。1938年6月他出走香港﹐旋转赴内地。在内地和香港再与民营企业或官僚资本合资设立华业和记*柴公司﹑大中华*柴公司﹑中国*柴原料公司﹑中国毛纺织公司﹑西北毛纺织公司等。还担任******柴专卖公司总经理﹑全国专卖总局局长。

**战争胜利后﹐刘鸿生于1945年10月回到上海﹐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执行长兼上海分署署长、经济部计划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咨议委员。1946年春﹐他在沦陷区的企业全部收回。但除*柴和码头业有暂时的发展外﹐其余企业经营都很困难。1948年8月﹐*****实行“金圆券”政策(见*****统治时期的通货膨胀)﹐刘氏企业遂全部陷于瘫痪。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刘鸿生曾一度跑到香港。同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刘鸿生于1949年10月由香港回到北京，受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并与他进行诚恳、坦率的谈话，使刘鸿生受到很大鼓舞。

刘鸿生回到上海﹐1949年12月，他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和生产救灾委员会委员。刘鸿生对共产党和人民**在短期内制止通货膨胀和稳定物价的措施由衷钦佩，决心为上海水泥公司等企业从速复工努力工作。1950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同年10月，任上海市人民**委员。1950年12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中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刘鸿生在工商界中带头捐献飞机大炮，并动员刘氏企业在捐献中尽最大努力，上海水泥公司董事会与全厂职工一起积极响应，共捐献人民币20.17亿元(旧人民币)。

1953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刘受到鼓舞，表示自己的企业要争取**批申请公私合营。1954年1月18日上海水泥公司召开董事会，在刘鸿生的提议下;作出创造条件尽早实现公私合营的决议，并向**提出申请。是年7月1日，获准公私合营。当年，刘鸿生有8个企业实现公私合营。1956年初，刘氏在各地价值2000余万元的企业全部实现公私合营。1953年10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1954年9月当选为**届全国人大代表。

刘鸿生历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分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届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上海市一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届常委。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兼上海分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经济审核委员会主任等职。

刘鸿生待人宽厚，而教子严格。他认为“知子莫若父”，要求子女学有所长，虚心向他人学习，成为有知识、有学问、有专长的人才。他说：“只有学会真本领，才能担当大事情”。子女从国外留学回来，他规定必须在企业里从普通职员做起。由于其严格督教，子女多有成就，有的成为技术业务专家。1956年，当刘鸿生病重弥留之际，还谆谆嘱咐子女们，把所余的全部定息献给国家。他在去世前半个月，接受《人民中国》杂志记者的采访，发表《为什么我拥护共产党》的谈话，讲述他40多年来坎坷的经历，以亲身感受，揭露帝国主义与中国官僚资本压迫和摧残中国民族工商业的种种行径，生动地说明中国民族资本家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1956年10月1日，刘氏因心脏病在上海逝世，享年69岁。